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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历史人类学受到了国内历史学界和人类学家的广泛关注，并且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但是对国外人类学家的有关工作还缺乏系统介绍和深入反思，因此也产生了关于历史人类学基本性质、研究方式以及学术价值的争议。 历史人类学的性质和特征不可能从抽象的思辨中获得，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人类学学科传统和历史学学科传统在许多主题上相遇，由此引发的对话与挑战，使得历史人类学研究总是倾向于从反思学科基本观念和基本假设出发，逾越学科边界，形成新的想象方式、理论模型和研究领域。 由于理论立场的差异，人类学家通过不同的途径转向历史。虽然存在个体差异，总体来看，三种基本的范式已经形成。符号学范式主要包括从阐释人类学，结构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传统出发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其主要代表有格尔茨、萨林斯和大贯惠美子等人，他们将文化视为共享的意义体系，强调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历史性，文化是历史的主体，关注文化秩序在时间中的稳定与转型。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研究途径成为反思族群与族性、本土化与全球化以及文明冲突等问题的重要方式。 政治经济学范式在一些基本方面与符号学范式刚好相对，沃尔夫、文斯理和罗斯贝里等人认为，历史是物质性的社会经济过程，文化从属于历史，文化不是共享的意义体系，社会经济不平等和世界体系中的不平等格局提供了不同的意义模式。 文化政治学范式从学科制度、学科实践与殖民统治的关系出发，反思了学科隔阂的不合理性，强调史学和人类学的相互批判、相互补充，以此透视文化在历史中的形成过程，在研究方法上，他们强调结合田野敏感解读档案资料，在田野工作中带入历史意识，在思想渊源上，他们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底层史研究关系比较密切。 通过对三个范式的比较分析，本文对英美人类学家的历史人类学实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对历史人类学与人类学传统之间的具体关系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当前历史人类学研究所面临的主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