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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在改良派知识分子的自觉推动下，西方文学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家莫里哀作为最早引入中国的戏剧家之一，在中法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下为中国展示了古典主义喜剧的魅力。本文在大量史料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莫里哀在中国早期译介情况的考察，探究其在1886年到1949年这一时期不同阶段的发展情况与译介背后的文化因素。
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章试图从三个方面探析中国早期译介莫里哀的文化因素，从而突显莫里哀及其喜剧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独特价值。首先，莫里哀喜剧的平民化特征契合了“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对新文学的要求；其次，莫里哀喜剧的现实性符合中国现代话剧面向民众的发展要求；最后，莫里哀喜剧中呈现出的反抗性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战乱时期大众的抗敌热情。
第二章对1886至1916年莫里哀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考察。1886年，晚清外交官陈季同在《中国人的戏剧》中提及莫里哀并给予很高评价，这是莫里哀首次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1908年，莫里哀喜剧作品《恨世者》的传入可视为莫里哀在中国的译介开端。这一时期莫里哀译介相关成果非常少，还处于初始阶段。
第三章对1920至1936年莫里哀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考察。随着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逐渐成熟，莫里哀译介也开始走向繁荣。这一时期，莫里哀多部喜剧被引进，尤其一些著名喜剧作品得到较为集中、频繁的翻译；关于莫里哀及其喜剧的介绍、评论性文章也相继出现，其中不乏较为专业的学术性文章；译介的繁荣推动了莫里哀喜剧在中国各地的舞台演出。
第四章对1937至1949年莫里哀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考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西方文学的引进受到影响，莫里哀喜剧翻译进入低潮期。不过，关于莫里哀及其喜剧的介绍、评论性文章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莫里哀译介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此外，中国各大剧社仍在频繁上演莫里哀喜剧。
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章试图从三个方面探析中国早期译介莫里哀的文化因素，从而突显莫里哀及其喜剧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独特价值。首先，莫里哀喜剧的平民化特征契合了“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对新文学的要求；其次，莫里哀喜剧的现实性符合中国现代话剧面向民众的发展要求；最后，莫里哀喜剧中呈现出的反抗性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战乱时期大众的抗敌热情。
第二章对1886至1916年莫里哀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考察。1886年，晚清外交官陈季同在《中国人的戏剧》中提及莫里哀并给予很高评价，这是莫里哀首次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1908年，莫里哀喜剧作品《恨世者》的传入可视为莫里哀在中国的译介开端。这一时期莫里哀译介相关成果非常少，还处于初始阶段。
第三章对1920至1936年莫里哀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考察。随着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逐渐成熟，莫里哀译介也开始走向繁荣。这一时期，莫里哀多部喜剧被引进，尤其一些著名喜剧作品得到较为集中、频繁的翻译；关于莫里哀及其喜剧的介绍、评论性文章也相继出现，其中不乏较为专业的学术性文章；译介的繁荣推动了莫里哀喜剧在中国各地的舞台演出。
第四章对1937至1949年莫里哀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进行考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西方文学的引进受到影响，莫里哀喜剧翻译进入低潮期。不过，关于莫里哀及其喜剧的介绍、评论性文章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莫里哀译介进入更加成熟的阶段。此外，中国各大剧社仍在频繁上演莫里哀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