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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题为“香港产业结构转型问题研究”。之所以选择这个问题来研究，主要原因如下:经历了两次较为成功的产业结构转型之后，香港已成为亚太地区金融贸易服务中心，也为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九七回归后，香港的国际地位和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上中国入世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香港的经济泡沫崩溃，暴露出香港产业结构中的问题，香港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迫在眉睫。一直以来，香港各界为这次产业结构转型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只是效果一直差强人意。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为香港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找到新的切入点，促进经济结构的完善，进而保持并提高香港的国际地位，实现香港经济的再度繁荣。 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三点:第一，通过香港与新加坡在产业结构转型方面的比较，得出香港产业结构转型的特殊之处，并通过这种国际比较，总结香港前两次产业结构转型中的经验和教训，为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提供参考。第二，笔者认为《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是香港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的契机。笔者通过对CEPA所涉及内容的详细分析，得出了CEPA能够促进香港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的结论。第三，本文分析了在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尤其是CEPA签订后，香港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所面临的优势和劣势，及笔者认为应当采取的策略，以期抛砖引玉，引发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个问题更深入的思考。 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四章，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产业结构的基础理论”。“产业结构”这一经济范畴，专指产业间关系结构。对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大体来讲可归为两类:一是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理论;二是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就是否考虑外贸因素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理论又可分为封闭型和开放型两种。前者包括配第——克拉克定理、霍夫曼定理及库兹涅茨对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分析。后者主要是筱原三代平的动态比较费用论。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包括罗斯托的主导部门理论为代表和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 产业结构演变模式的代表主要有三种。第一，雁行形态论。第二，产品循环发展模式。第三，同时开发发展模式。 第二章“香港产业结构转型的全球化背景”。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产业结构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开放性和互动性是国际生产力发展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这种深度开放结构的主要标志，是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性产业转移，表现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体系间相互联系密切化和互动关系明显化，即意味着产业联系的全球化。此外，知识经济的产业包括四大产业，而不是传统的三大产业，第四产业中的高技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第一支柱产业。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中，以高技术产业为主的第四产业，将是世界多级格局中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引导全球产业结构的变迁。 香港的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的。经济的全球化自然带动了世界产业结构的升级，东亚地区也不例外。在经过了几次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后，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九七金融危机之后，东亚经济陷入一轮衰退之中，香港经济也不例外。如今，香港要想摆脱危机，只有加强与东亚地区的区域及次区域经济合作，才能找准香港在东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位置。 第三章“香港前两次产业结构转型的轨迹与评价”。从历史上看，香港的经济发展历程已经经历了两次影响深远的产业结构转型:第一次是在50年代，香港从转口贸易发展为以轻纺工业为龙头的出口加工业基地，迅速实现了工业化;第二次是在70年代末开始，香港从地区性制造业中心发展成为地区性服务业中心。香港前两次产业结构转型有其不同于一般的特殊之处:第一，香港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没有遵照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第二，香港产业结构的演变是在外部因素的推动或刺激下推进的，技术进步在其中的影响力不算重要。第三，香港产业结构转型是以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阶段为依托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与香港产业结构转型过程最为相似的就是新加坡。然而，由于二者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推动力、政府态度、政策导向及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程度不同，导致了二者今天在产业结构上的差异。在与新加坡比较的基础上，总结香港前两次产业结构转型的经验，对于香港成功实现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大有裨益。 第四章“香港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香港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是顺应香港内外环境、形势的要求，是一个必然之选。导致这种必然的原因主要有香港亟待解决的产业空心化的危机、经济运行成本的高昂、失业等问题，转口贸易的衰落、境外融资能力的下降、中国加入WTO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是促进了这次产业结构转型的兴起。 事实上，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即克服港英政府长期以来的短视目光和短视行为，从战略高度开始制定香港经济的长远发展规划。特首董建华在一年一度的施政报告中提出了政府推动香港发展资讯科技和高增值产业的目标和一系列具体政策，并将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定位在作为“中国的主要城市”的一个“世界级大都会”。为此，香港各界都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香港出现了加快产业结构转型的景象，只是由于近年来世界经济形势的低落，加之金融危机遗留的影响，香港产业结构转型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而2001年又是中国的入世年，香港各界对此又憧憬又担心。在香港商界、学者、专业人士的呼吁之下，特区政府意欲加强与内地的合作，形成了“类自由贸易区”的构想。 2003年6月29日《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在香港礼宾府正式签署。 CEPA主要内容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三个方面。在《安排》的框架下，部分货物贸易以零关税进入内地市场，将促使香港可以利用资金、信息、商业创意和技术引进等方面的优势，结合内地雄厚的科研基础和人才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高增值产品，形成新的优势产业;一些香港传统上拥有优势的行业，例如首饰等，将获得新的快速发展;一些意图进入内地市场的高增值行业，将可能通过进入香港市场转而开辟中国内地市场。这一举措对于香港最为积极的影响，就是巩固香港贸易中心的地位，活跃香港本土的高增值行业，配置香港本土的经济增长动力，缓解香港的失业压力，促进香港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为香港各大产业提供发展的契机。本文中，笔者分别对制造业、服务业、对外贸易在CEPA中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分析，并总结了CEPA对香港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的促进作用，希望CEPA可以助香港打破僵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处于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关键时期的香港可以说仍具有不少的竞争优势，主要包括:香港与大陆唇齿相依的关系;香港研究机构的研究力量实际上是较为强大的;香港在很多领域拥有国际化的人才，形成一定的人才优势;健全的软、硬件基础设施;与国际市场、海外华商保持密切的网络联系，正是由于这些优势的存在，我们才可对香港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充满信心。不容否认，在香港辉煌的背后，存在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很多从前有助于香港成功的因素正在消失，且不可能再恢复;周边地区经济的崛起，竞争力不断提升;香港和纽约等国际大都市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等等，这些因素制约着香港产业结构转型。 CEPA后香港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在策略上主要是:要坚持政府推动不动摇;大力加固香港的科技基础、提高科技发展和研发水平;提高服务业的科技含量和服务质量，并尽力扩展服务业的内地市场;建立“香港——珠江三角洲高科技湾区”等。董建华特首在其2004年施政报告中继续强调了香港经济发展的思路——“背靠内地、面向世界;善用香港优势，巩固支柱产业;运用新知识、新技术，向高增值提升”的策略路向，推动香港发展成为亚洲的国际都会，如同北美洲的纽约和欧洲的伦敦。这充分表明了香港特区政府对香港产业结构转型的所需走的道路的认识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至于具体的发展和成果，将拭目以待。 总的来说，香港有条件、也有优势成功实现产业结构的第三次转型，其前途是乐观的，但道路是曲折的，或者说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