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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账户开放是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最后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发展中国家融入金融全球化的必然选择。本文在对资本账户开放和银行体系稳定等相关概念进行定义界定后，将具体分析二者存在的相关关系及其适用于我国的情况。
从理论上分析，资本账户开放与国内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资本账户开放将通过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加剧宏观不稳定因素、加剧信息不对称等途径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形成冲击，这三个因素还会相互作用，彼此加强，加大银行部门问题的风险。第一，资本账户开放通过国际资本流入对银行体系稳定性产生影响的传导路径是：资本账户开放--外资大规模流入(短期与中长期资本)--银行资产负债规模扩大、资产负债结构变化--银行过度借贷--银行体系稳定性受影响。第二，资本账户的开放将引起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并加剧利率、汇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从而在宏观经济层面营造环境以及刺激因素，通过银行部门与宏观经济的相互关联，在二者内部引发内生的不稳定。第三，在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银行已经潜在的两大信息不对称问题，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将加剧，过度借贷、泡沫经济由此而生，加大银行体系的脆弱性。
在资本账户开放影响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传导途径中，资本账户开放所引起的国际资本流入是影响国内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最主要源泉，同时还伴随着宏观经济波动、道德风险加剧等其他因素的不利影响。由国际资本流入所引致的银行“过度借贷”则是导致银行体系不稳定的直接原因，集中表现为外债过重、短期债务比例过高以及银行信贷质量下降。银行的“过度借贷”使银行在资本账户开放的环境下，更加难以抵御汇率和利率的经常性波动以及资本的不确定性流动引致的风险。另一方面，资本流入、宏观经济波动与银行道德风险也相互联系，相互加强，银行部门内部的结构性问题通常会被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所放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也会加剧银行体系的道德风险，从而加剧危机的严重程度。
来自Williamson和Mahar(1998)、Kaminsky和Reinhart(1999)的实证分析结果以及东亚五国1997年金融危机的经验借鉴也与上述理论分析相一致。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分析，改革开放至今，资本账户呈现出逐步扩大开放的趋势，特别是在加入WTO的推动下，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再次加快，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成为近年来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直接推动力量。另一方面，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业的主导，其改革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银行体系稳定性有所增强，但影响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两大潜在因素仍然没有实现根本的转变，一是不良资产比率高，风险控制能力差，二是银行经营效率较低，资本不足。这两个问题已经成为我国银行体系的致命缺陷，极易引发银行的支付危机，使其陷入流动性困境，从而导致银行体系的不稳定。
因此，资本账户开放也将通过上述三大途径对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造成冲击。首先，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中出现的资本大规模流入的状况在我国同样存在，2000年以来我国的资本净流入不断增加，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十分活跃；不论采取何种形式进入我国，绝大多数国际资本都进入我国的银行体系，造成了我国银行资产负债规模的扩大和结构上的不利变化，从而使我国银行面临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出现借贷加速扩张的倾向，表现为我国的短期外债快速增加，银行贷款迅速扩张，资产向长期贷款集中，银行资金大量进入房地产等高风险领域。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将恶化我国银行的两大潜在不稳定性因素，使不良贷款反弹压力增大，房地产信贷风险显著，危及改革的成果和银行体系稳定性。其次，资本账户开放后的宏观不稳定因素在我国体现为利率和汇率风险的加大。一方面，相对固定的汇率安排使我国货币当局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利率政策的传导效果被削弱；另一方面，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汇率波动程度的加大使我国银行承担了更多的汇率风险。此外，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全球加息趋势和石油等资源品价格波动也将影响我国金融稳定。再次，在道德风险加剧方面，尤其要警惕银行过度发放政府担保贷款和转轨时期的金融腐败问题，这将进一步加深了中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
综合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影响银行体系稳定性的理论研究、实证检验和东亚国家的经验，再结合我国当前的现状分析，论文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后的银行体系稳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其成功依赖于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和政策、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发展与稳定等多方面因素。对于资本账户开放下维护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论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为防止宏观经济波动，应合理安排资本账户的开放顺序和速度，并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具体而言，应继续坚持循序渐进开放资本账户的策略，区别监管国际资本的流入，加强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第二，为消除银行体系不稳定的内在结构因素和道德风险，增强银行体系自身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应积极推进我国金融体制和银行业的改革向深入发展。在宏观上提高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建立适应开放经济体系要求的金融审慎性监管；在微观上继续深化国内银行业的改革开放，增强国内银行体系的抗冲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