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暴风骤雨》作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创作和发表的反映了新的题材——土地改革的小说，都是通过党引导农民群众进行斗争这一整体的“动员模式”来展现，被誉为文学史上划时代意义的“转轨”之作。尽管，在“动员模式”的整体呈现上，作者对文本中同一模式的构建与历史文献、政治话语对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界定存在着一定的出入，但两部作品中的“动员模式”在结构、手段和特点上均呈现出了总体上的一致性。 然而，在丁玲和周立波文本中所建构的、表面上呈现出一致性的“动员模式”内部，对于党如何引导和“动员”农民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这一过程中的动因和途径，二人却有着各自不同侧重的处理方式，从而表现出这两部作品“动员模式”存在的差异性。通过对作品中正面人物、反面人物设置，以及人物关系的对照和比较分析得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由各阶层各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社会关系的展示，突出对宗法血缘制度和传统日常伦理道德观念的解构，完成其“动员”;《暴风骤雨》则通过敌我双方矛盾集中和尖锐的展示，侧重于对地主和农民两大对立阶级的建构，实现其“动员”。同时，本文也指出这种“动员模式”的差异性，在当时特殊的政治和文化要求背景下，从两部作品问世之初出版过程当中经历的不同遭遇已有所预示和显露。 丁玲和周立波对具有一致性的“动员模式”的不同理解和不同处理，结合当时复杂的历史阶段、政治背景、文艺潮流和创作观念，体现出来的是作家在创作立场和创作方法上的不同选择，即二者对土地改革“动员模式”内部如何引导、如何突出党的领导的伟大和革命斗争胜利表现出的不同的创作逻辑。丁玲以她对思想改造的理解和“闪念”的运用，展示了通过克服自身原有的思想弱点而变成崇高的人这一过程转变来突出党的伟大;而周立波则是通过“典型”的“再现”方法，以直接歌颂正面人物的完美和高大来深化歌颂的主题。 同时，以这两部作品分别作为内部考察的对象，从中也可以看出丁玲和周立波在文学创作领域所展现出来的各自的分裂性。这种分裂性，在丁玲这部作品里不仅表现在她创作立场上“暴露”的成分和对创作方法的保留，还特别体现在作者对描述性语言的修改、以及作品中对李子俊老婆这一形象的塑造;周立波的分裂，集中体现在他对语言较刻意的置换和对英雄人物牺牲的情节设置。 由此可见，无论丁玲还是周立波，虽然他们在当时特殊的历史阶段、政治背景、文化潮流的社会转型期中，主动自愿地迎向了《讲话》中指明的一种新的创作方向，并力图对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性、知识分子气进行深入生活的“思想改造”，但还是表现出他们自身知识分子立场的意识流露和改造当中缝合的痕迹。他们的创作尽管都可以理解为是试图在文学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游离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然而最终还是难逃自身即将扭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