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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的天道观破中有立。所破的是与星占相关的天道,它认为自然天象包含着神秘意志,通过天象可预测人事变化。星占天道受到从古天文天象学萌生的自然理性和发扬自西周人文传统的人文理性的挑战而动摇。春秋所立的天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涉及自然规律和法则的,另一类是不明显涉及自然规律和法则的。前者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科学的概念,不是对纯粹自然宇宙规律的揭示和单纯事实性的描述,而往往以自然规律和法则做思想阐发的基底,同时紧密结合人事而成为统合自然与人世规律、法则的“天道”;后者是意在说人道,但不直接用“人道”而以“天道”代指人道。
在破立之外,春秋天道还与天、道杂糅共存。在天与天道方面,一则春秋“天道”(以及“道”)之所以能够获得普遍信仰,除了理性的成长外,也因为它们借助了对“天”的传统信仰,尤其是其中具有的至上权威和神圣性品格。这种借助使得天道与传统神性之天相互杂糅在一起,未完全脱离宗教神性;二则借助又是相互的,传统之天反过来借助天道而在新情境下继续获得了信仰,并因为与理性天道杂糅而有了与传统之天不同的复杂性。在天道与道方面,天道与道在春秋同时处在国家信仰的位置上,其包含的人文精神是基本一致并一脉相承的。所不同在于:天道侧在借助天来凸显必然性,人文精神通过这种与宗教相即却又毕竟相离的必然性得到表达;道则首先凸显其人文性,同时又毕竟在天人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因为它所凸显的人文性是与天的宗教神性相对却又在终极性上与之相应的人文性。两者的联系与区别显出春秋思想由天、天道、道逐次演化的逻辑层次。
春秋天道观的这些复杂情态可由春秋思想在特定的思想母题和问题域中发展而得到说明。春秋的思想母题是政治实践,从中生出了相应的工具理性诉求,包括预测未来形势的手段、指导行动决策的方法论、政治行为合法性的根据。在特定的历史传统、现实需要,以及处境复杂的天文星占这一新思想要素这三重背景下,形成了稳固的“天--人”问题域。在这一问题域中,虽然思维立足点始终在人,但天的崇高、形上等特点使得人们好于以天道说人道,最终将人道统于天道下。所以春秋人道思想发达,但主要以天道来表达。天道人道联合而建构起人们理解外在世界的观念体系,天人兼有的“道”便脱颖而出,从一般概念抽象发展为总括天人的“道”,它是人间性的、世俗性的,也是宇宙性的、超越性和终极性的。如此,天、天道、道共存于春秋。在这里,天一方面沿袭传统涵义,另一方面因为理性天道的阐扬和人文性突出的道的挺立而变得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