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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临终关怀的实践与文化、制度、信仰之间关系的人类学研究。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厘清了西方意义上的临终关怀的概念及其实质、临终关怀的发展历史以及其组织机构特征。以中国大陆第一个临终关怀行业协会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北京市朝阳门医院临终关怀病区和北京某佛学学习小组为观察对象，笔者运用参与观察的方法考察了临终关怀在中国的发生历程，展现了中国临终关怀实践的制度困境、文化调适以及不同于基督教文化的佛教临终关怀理念及实践。
每个死亡都是个体的死亡，临终关怀实践就只能针对个体展开。由于个体身份具有生物的、文化的、社会的、法律的等多样性，临终关怀实践便展示了一个因死亡事件而使各种观念聚集、对话的过程。现代临终关怀是裹挟了各种冲突的价值观念和医学的艰难定位而出现的。临终关怀医学的诞生是现代西方医学将文化的、社会的、宗教的、伦理的、社会心理的和法律的等等关于死亡的讨论积聚到一起，是各种力量对话、冲突与和解的结果，是医学界人士面对此问题时的新的探索。
在中国，临终关怀理念虽然已经为医学界所部分接受，但是国家政策并没有给临终关怀以明确的定位。在临终关怀科的医学专科标准尚未完全建立之时，医院、老年护理院、民办养老机构等诸多类型机构已经开始在实践中探索临终关怀服务。在制度上已经予以肯定而实施细则和标准尚未建立的时候，结合了中国具体文化和国情的临终关怀实践已经开始探索自身的位置和标准。临终关怀涉及了诸多与现有制度并不相容的因素，如普通医疗机构的标准并不适用于临终关怀机构，强调宗教在临终关怀的重要意义与我国政策不符等，与临终关怀服务相关的心理工作者、社会工作从业者、志愿者组织等均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这些问题的合力困扰着临终关怀的实践与发展。而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死亡观念，比如回避死亡，又给以“接受死亡”为基础的临终关怀实践构成了巨大挑战。
佛教界的临终关怀是制度外的实践。通过自组织，佛教徒积极参与到对临终者的宗教关怀中。佛教的临终关怀实践与佛教的教义教理密切相关，其理解生死的观念、处理生死的实践均与基督教不同，其宗教品质为现代临终关怀服务提供了不同的尝试。
临终关怀背后隐含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死和如何对待死。本文认为，春秋至今，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传统民间社会里，在文化上，真正彻底的死亡并没有存在过。死去的仅仅是生命的一部分--身体，而生命的另一部分--灵魂，则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在文化的意义上进行临终关怀的观念支持。经过现代西方科学观念的传入和接受、无神论思想的主导，在文化上我们开始有了真的、彻底的死亡。生命仅剩下了现世的身体，那是终将化为虚无的个体存在。临终关怀所要面对的正是相信灵魂不死和相信没有灵魂的两类人。对于前者，尊重其信仰所设定的信条和规则，即是最圆满的关怀。对于后者，清楚其所要面对的死后之虚无的焦虑才是关怀的关键所在。
以整体照料为目的的临终关怀毕竟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它虽然产生于医学内部，但在实践中却超越了医学科学，容纳了包括心理学、宗教、文化和社会工作在内的所有这些与人相关的学科和人员。从这个意义上讲，为现代科学和专业化分工所肢解了的个体开始了重返大的整体存在之旅，虽然在中国这只是一个尝试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