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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发展到今天，从表象、符号到哲学内涵已经无所不包，但始终延续着对文化的“传统性”和“独特性”的偏好。生态人类学作为专门研究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人类学分支，也继承了同样的传统，体现在对封闭环境中的文化适应研究的特别关注。这使得生态人类学家们沉迷于传统文化和生存环境关系的单一性，而当涉及到不同文化间的碰撞时，则往往敏感于原住民及其生态环境受到的冲击和破坏的事像。生态人类学者重视传统文化，是因为传统文化乃是长期适应生态环境的产物，因而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保障。然而，在目前不同文化间交汇、碰撞无处不在的现实下，人类学经典研究中的封闭环境和单一文化已经很难找到。忽略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不研究其融合的可能和融合机制，那么生态人类学作为一门实用性科学，将无法解决现实中同一环境里不同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不适应导致的环境问题，这无疑是阻碍该学科发展的严重障碍。
在最近60年间，哈日干图草原的生态严重恶化，外来文化和政策的影响是直接原因，但究其根由，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不相融合才是症结所在。哈日干图草原是呼伦贝尔牧区降雨量最小的地区之一，没有农耕条件，畜牧业是该地区草原资源的唯一利用方式。当地传统文化对草原生态环境的核心适应方式表现为通过移动放牧来实现对生态资源的整合，以及通过牧户间联合的方式实现对劳动力资源的整合。20世纪50年代之后大量外来移民的进入和草原政策的系列演变，完全改变了传统文化的这两个核心适应方式，导致哈日干图草原整体上出现沙化、退化，局部地区严重沙化。在半个多世纪的变迁过程中，哈日干图草原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缺乏沟通和融合的机制，两种文化对草原生态的适应方式的根本差异和当时的草原政策，让草原成为事实上的“公地”；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草畜双承包则从政策层面根本性地改变了哈日干图草原传统的生态资源利用方式，草原的退化加剧，同时出现贫富差距加大、劳动力严重不足以及由此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本文以哈日干图草原生态变迁为主线，以时间顺序追溯当地文化变迁和生态环境变迁的脉络，理清当地原住牧民、外来移民以及国家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分析哈日干图草原文化复合体中的多重矛盾，提出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传统文化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和谐才是维护草原良好生态环境的保障。
笔者认为，在一个特定生态环境条件下创造和发展而来的文化，其最大的意义在于与当地生态的适应性。在生态环境条件限制较大、可选择的适应方式较少的地区，传统文化的适应性尤其难能可贵。任何一种文化出现的原因和目的首先是为适应相应的生态环境，从这个意义来说，哈日干图草原的传统文化不仅仅属于原住牧民，而是哈日干图草原上所有资源消费者适应当地生态的可能选择。因为哈日干图草原生态条件限制严格，因此总结半个多世纪的变迁史，本文认为游牧仍然是现有条件下最适当地环境的适应方式，而其前提条件则是当地不同文化间的调适与融合。外来文化和技术可以弥补传统游牧的不足，传统文化则可以增加外来文化对当地生态条件的适应，共同应对生态环境，而政策作为国家的权威，则可以影响创建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机制，从而推进哈日干图文化复合体与草原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互动。众所周知，文化是变迁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传统文化。所谓文化的“传统态”或“现代态”都只是相对概念。生态人类学家的使命并非完全在于呼吁和保护文化的“传统态”，而是要在越来越开放的社会现实下，通过对不同文化的交汇和融合的研究，以寻求强化传统文化中适应生态的文化核心和永续利用生态资源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