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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面临了越来越强烈的边疆危机。国人救亡图存的愿望日甚,边疆地区和边疆人群开始走进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民族学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中国民族学史上的第一次发展高峰出现了。 南京大学的前身为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一般认为,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以下简称元史室)的前身为中央大学的边疆政治系,而边政系不仅有后来组建元史室的蒙元史大家韩儒林先生为自己的系主任,而且20世纪40年代其他学者的学术活动也相当引人注目,如凌纯声、芮逸夫等一批民族学家对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做了系统的考察,写出了《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等民族学著作。但是今天使用的元史室珍藏的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民族学著作,却大多原属金陵大学。金陵大学(以下简称金大)当时一定有一些学者也曾从事民族边疆研究。但是,在中大学者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成为民族学专业学生入门必读书的今天,金大的民族边疆研究事业却往往不为人们所知。金大曾从事过怎样的民族边疆研究工作?其主要研究者是谁?成果如何?至今仍然比较缺乏这方面的研究。本文正是试图通过对相关史实的梳理,还原金大民族边疆事业的全貌,并讨论在20世纪前半期,金大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转化。 总体而言,本文对金陵大学民族边疆事业的研究是从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描述金大的民族边疆研究的发展、演变过程;二是从社会服务事业的角度,来展示金大在民族边疆地区进行的社会服务活动。前者试图理清金大民族边疆研究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展现金大在民族边疆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和其对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产生的影响;后者将以金大具体院系的边疆服务为依托,尝试辨析引导金大从事边疆服务事业的情感动力。 本文的写作构架如下: 绪论陈述了本文的选题缘由,交代写作的思路,最后介绍相关的研究现状。 第一章介绍了民族边疆事业全面开展之前的金大。通过对史料的梳理,还原当时金大的自身状况和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力求在描述事实的基础上,得出民族边疆研究在金大开展的背景与环境。 第二和第三章是本文的主体,主要介绍了以学术研究为取向的民族边疆研究在金大的兴起、发展与传承。其中第二章以金大民族边疆研究的代表人物徐益棠为研究的中心,通过重构他的学术史来观察金大民族边疆研究的兴起、主要活动和成果。第三章介绍了金大的东方学研究与传承,通过对金大、南大元史室和李小缘个人藏书情况的分析,来展现金大和南大元史室的学术传承关系。 第四章介绍了以服务社会为价值依归的金大边疆服务事业,从而与金大的民族边疆研究构成金大民族边疆事业的全貌。 结语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金大民族边疆研究事业发展的特点做出分析和论述。指出在国家危亡的社会大背景下,金大的民族边疆研究者积极地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并以此为实现自己学术价值的重要途径,他们这种自觉自发的学术意识充分体现了作为基督教大学的金陵大学对自我身份认同的“中国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