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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由此衍生的一整套政府干预政策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为,也是中国地区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重要影响因素。本论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发展战略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论文第三、四章分别研究了政府发展战略通过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机制；第五章研究了发展战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并得到三个可供检验的假说；论文第六章基于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系统地检验。
本文第三章从理论上探讨了发展战略通过劳动力市场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机制。在静态框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降低劳动力需求,进而降低均衡工资水平；均衡工资水平下降将导致劳动者收入降低,企业家收入上升,进而导致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赶超程度越高,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在动态框架下,发展战略将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动态路径和稳态分布。当一国政府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低收入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将经历四个不同的阶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不断下降。当一国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经济可能停滞在前三个阶段；此时,稳态不平等程度高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赶超程度越大,稳态不平等程度越高。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城市化所需时间更长；赶超程度越大,城市化时间越长。同时,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能在前三个阶段上升,收入分配动态呈现倒U型特征。
本文第四章从理论上探讨了发展战略通过资本市场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机制。为支持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企业的发展,政府通过金融抑制以降低其生产成本。金融抑制将导致穷人面对更高的贷款利率,迫使他们只能使用低生产率的技术,进而使得其财富更慢地向富人收敛,甚至陷入贫困陷阱。本文的理论模型揭示:1)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经济将最终收敛到平等的财富分布；若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滴落”机制可能无法实现,个体财富不再收敛,导致长期收入不平等。2)在动态路径上,赶超战略将导致穷人的财富更慢向富人收敛。3)稳态的财富水平受到储蓄率的影响,但与初始财富分配无关；穷人财富向富人收敛的速度与储蓄率和初始财富分配没有明确的关系。数值模拟结果支持了上述结论。
本文第五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发展战略对城市化和城乡工资差距的影响。文章证明,落后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带来更低的城市化水平和更大的城乡工资差距。在静态框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单位资本吸纳的劳动力减少,城市就业水平降低；由于城市吸纳劳动力减少,农业从业人员增加,农村工资水平下降,城乡工资差距拉大；赶超程度越大,城市就业越少,城市化水平越低,城乡工资差距越大。在动态框架下,落后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降低资本积累率,导致更慢的城市化进程和更持久的城乡工资差距；赶超程度越大,城市化进程越慢,城乡工资差距缩小的越慢。
本文第六章利用中国1978～2004年27个省级面板数据对发展战略与城市化、城乡工资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基于对最优技术选择指数的不同假设,本文构建可用于实证检验的计量模型。不同计量模型的最小二乘估计结果都支持了理论假说:赶超程度越大,城市化水平越低；城市化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小；赶超程度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大。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对技术选择指数内生性进行处理后,计量结果依然支持上述理论假说。文章发现,当控制了时间趋势因素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U型规律,即城乡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先下降后上升。同时,经济开放和政府干预将导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计量结果表明,随着工业化推进,城市化水平将不断提高,但工业化进程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减。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水平和资源丰裕程度对城市化水平影响显著为正。
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政府发展战略是初次分配实现公平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当一国政府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经济就可以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相反,赶超战略不仅将导致效率低下,同时还将导致收入分配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