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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社会结构中最基础的社会单元，社区治理是当前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工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区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随着社会转型，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的社区治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社区管理体制不健全、社区行政化色彩明显、社区服务能力不强等。但笔者认为，当前社区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在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居民参与程度低的问题。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社区居民个体意识凸显，人们趋利避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交往心态逐渐蔓延，焦躁不安的居民心态与中国传统优良道德文化倡导的无私奉献、互帮互助的社会风尚产生碰撞和冲突。当这些矛盾汇集在社区，一方面，社区缺乏有效的参与机制和激励机制，尚未培育和激发居民的参与活力;另一方面，社区居民的个体化特征明显、公共精神不足，居民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强;由此导致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陷入困境。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全国多地探索构建社区“道德银行”模式，通过公益积分兑换机制、道德评价激励机制让公益运转起来，成效显著。
社区“道德银行”建设模式于2002年在湖南长沙望月湖社区首创，之后迅速在全国各地衍生发展。它参照义务献血制度和国外的“义工”制度，采用银行储蓄和支取的运作方式，社区居民志愿者每次做了好事，社区便将这些好事所对应的积分量登记在每个志愿者的服务储蓄卡上，作为志愿者奉献社区、服务他人的爱心记录。当储蓄卡中的积分满足一定的兑换条件时，居民可以向“道德银行”兑换和提取积分储蓄，享受相应的待遇或得到其他志愿者提供的帮助。通过公益积分的兑换和流通，社区“道德银行”不仅有效破解了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的问题，大大激发了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并让社区公益行动良性运转起来，提升了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水平，而且塑造起“善善与共、互帮互助”的文化氛围和社区环境，弘扬了公益精神、促进了社区志愿服务的发展，在社区层面乃至社会层面树立起文明新风尚。
相对而言，社区“道德银行”在中国的发展时间较短，其自身的发展逻辑、运行机制还不太成熟，社会认知度不高，是一个较崭新的命题，处于探索阶段。基于此，本文试图以社区治理中居民公共性参与不足为文章研究的逻辑起点，来追溯社区“道德银行”产生的背景，发现“道德银行”的基本特征和价值功能，并根据各地模式的实践亮点，探索社区“道德银行”的治理架构、运行机制以及实践效果，并对其可能存在的限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社区“道德银行”建设模式于2002年在湖南长沙望月湖社区首创，之后迅速在全国各地衍生发展。它参照义务献血制度和国外的“义工”制度，采用银行储蓄和支取的运作方式，社区居民志愿者每次做了好事，社区便将这些好事所对应的积分量登记在每个志愿者的服务储蓄卡上，作为志愿者奉献社区、服务他人的爱心记录。当储蓄卡中的积分满足一定的兑换条件时，居民可以向“道德银行”兑换和提取积分储蓄，享受相应的待遇或得到其他志愿者提供的帮助。通过公益积分的兑换和流通，社区“道德银行”不仅有效破解了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的问题，大大激发了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并让社区公益行动良性运转起来，提升了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水平，而且塑造起“善善与共、互帮互助”的文化氛围和社区环境，弘扬了公益精神、促进了社区志愿服务的发展，在社区层面乃至社会层面树立起文明新风尚。
相对而言，社区“道德银行”在中国的发展时间较短，其自身的发展逻辑、运行机制还不太成熟，社会认知度不高，是一个较崭新的命题，处于探索阶段。基于此，本文试图以社区治理中居民公共性参与不足为文章研究的逻辑起点，来追溯社区“道德银行”产生的背景，发现“道德银行”的基本特征和价值功能，并根据各地模式的实践亮点，探索社区“道德银行”的治理架构、运行机制以及实践效果，并对其可能存在的限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