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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代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完全分离，使得企业的股东和高管人员之间形成了一系列的委托-代理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管人员在企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为企业核心的人力资本，高管人员的薪酬激励问题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合理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能够对高管人员形成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有利于减少代理成本，激励公司高级经理层为股东创造更多的财富。 近年来，随着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逐步完善，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薪酬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之一。一方面，高管人员薪酬在逐年增长，这是一个好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通过近几年的年报看到，高管人员的薪酬差距也在拉大，最高与最低的高管年薪差距是巨大的，2003年高管年薪最高的出现在广东是400万元，而最低的出现在辽宁是0.68万元，两者之间的薪酬差距高达588倍。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广东、辽宁两地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薪酬状况，对比研究两地高管人员在薪酬影响因素上的差异，进而为广东、辽宁两地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形成的内在原因提供一些有益的分析结论，为上市公司完善高管人员薪酬制度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本文的研究在了解国内外有关高管人员薪酬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假设，并以广东、辽宁两地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资料为例，使用回归分析方法对作者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分析，最后结合以上的研究结果和通过对比两地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在影响因素上的差异，寻找两地高管薪酬差距产生的内在原因。 本文的基本框架如下: 第一章主要提出了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第二章主要回顾了国内外研究管理者薪酬影响因素和管理者薪酬差距的文献，为下面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和思路上的启发。 第三章则在第二章国内外管理者薪酬研究文献的支持下，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国有控股与否这三个高管薪酬影响因素方面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来检验广东、辽宁两地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的实际影响因素。 第四章先是根据广东、辽宁两地上市公司的资料对高管人员的薪酬水平情况做了总体的描述性统计。接着以2003年广东、辽宁两地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为样本，使用回归分析方法对第三章中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1.在广东地区，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对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公司业绩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最大，但是国有控股与否这个因素对高管薪酬没有显著影响。 2.在辽宁地区，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对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没有显著影响，而国有控股与否对高管薪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第五章则对第四章的回归分析结果进行深入讨论，通过从不同方面对公司规模、公司业绩、国有控股与否这三个影响因素对广东、辽宁两地高管薪酬影响上的差异进行解释和深入的对比分析，得出本文的结论:广东、辽宁两地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在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国有控股与否三个影响因素上的显著差异，使得两个地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产生差距。最后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广东、辽宁两地上市公司存在的高管薪酬差距:高管薪酬制度的差异、国有企业改制进程的差异、产业的差异、思想观念的差异。 广东、辽宁两地上市公司在高管薪酬的决定机制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辽宁地区上市公司薪酬体制的不合理。通过了解了广东、辽宁两地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异的程度和原因，找出辽宁地区上市公司在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上的不合理之处，将为辽宁地区高管人员薪酬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提供有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