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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0.47左右，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已经迅速成为中国的重大经济与社会问题。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介入收入创造——即生产的过程着手，从理论上探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东道国收入分配的机制，并从实证上对这种影响进行了估评。
第2章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并澄清了外商直接投资、收入、收入分配差距等概念及其统计测度。综述发现，国内外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收入分配关系”的文献偏少，研究结论不收敛，其实是有关该关系的理论尚未统一、实证模型设定和相关计量方法存在重大缺陷、相关数据严重不足以及研究空白尚未填补等诸多问题的综合反映。
第3章应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构造了一个开放经济体的一般均衡模型。该经济体由农业和非农现代产业两个部门组成，后者又分为内资和外资两个子部门。农业部门以内资和低技能劳动力为生产要素生产农产品；非农内资部门以低技能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和国内资本为生产要素，非农外资部门以低技能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和国外资本为生产要素，二者均生产非农产品。此外，低技能劳动力向高技能劳动力的升级由技能形成部门来实现，高技能劳动力是技能形成部门的最终产品。对各部门行为函数的上述设定，体现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内生增长要素的基本属性，如技术进步、固定成本的存在、竞争、劳动力分工、效率溢出等。论文在社会规划框架下导出了该经济体的一般均衡条件，即高技能劳动力之于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等于二者的相对禀赋。本章还分析了一般均衡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内资与外资的关系、人力资本培育和劳动力在部门间的转移过程，有效地模拟了外商直接投资在技术进步和东道国就业充分性等不同假设下，对工资率和就业的直接与间接作用机制，刻画了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过程和结果。
第4章介绍了实证分析所用的动态面板分析方法。包括面板数据分析的基本内容，动态面板数据分析的一般模型、估计方法比较、广义矩法的矩条件、模型及矩条件的选择方法以及个体间相依性的处理方法，以及Stata软件中进行动态面板估计的主要工具。根据第3章有关一般均衡模型的推论和第2章对现有文献相关研究成果的综述，论文在第5章和第6章分别设定了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工资率和就业的实证模型，并应用动态面板分析方法进行了估计。第7章构建了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企业工资率和就业的一个联立系统，应用三阶段二乘法对其进行了估计。第8章在计量估计结果的基础上，应用收入分配差距测度的分解方法，在严格控制了面板单位的固定效应的前提下，估算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贡献及其动态变化。最后，论文从贫困、增长和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关系出发，评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本论文的主要创见如下：2000-2006年间，外商在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实收资本中所占比重为23％左右，却贡献了工资分配总差距的13％，而占注册资本77％的本土资本，对工资分配总差距的贡献仅为8.1％!因此，治理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必须高度重视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在样本期内的大多数年份，来华外商直接投资尽管吸收了大量来自低收入地区的劳动者，使他们的收入水平较之前的收入水平提高了许多，但由于较多地从事加工贸易型制造业，中间品投入率和产品出口率都很高，不利于在长期内提高企业工资率，且就业的持续创造效应较弱，因而导致企业间的工资分配差距仍然较大。随着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进入高附加值率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后者如电信业、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其中国雇员的收入水平，往往比本土企业的中国同行收入更高，而其吸收原本收入较低的中国雇员的能力较制造业要弱得多，因此又呈现出扩大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趋势。应该说，外资企业近年来的行业布局调整，属于从低附加值活动主导型向高附加值活动主导型的升级，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乐见的，其所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变动在较大程度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从整个样本期来看，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本土企业，尤其在那些开放程度不大的行业的本土企业。因此，打破行业垄断，继续扩大这些行业对民营部门和外资部门的开放程度，规范本土企业的收入分配行为，也是缓和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方向。
本文的创造性在于，应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了外商在发展中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影响后者收入分配的机制，并基于海量的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以动态面板分析技术估计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工资率和就业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从而估算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变动的贡献，客观地评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