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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Indigenization)通常指外来之物融入陌生之境，逐渐拥有或具有“本土的”特质。虽然这一词汇在中文世界出现较晚，但“本土化”却是一个长久的、反映自然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话题。教会大学自西徂东，以其异文、异教、异国、异种等异质而卓然独立于中土。教会大学进入中国后，同样的也面临“本土化”这一命题。教会大学“本土化”，既是这一异质者在新生态下求生存、求发展的改造进程，也是本土社会对异质者开放的社会结合进程，从而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走出一条求同存异、相互融合、共生发展的文化发展道路。在教会大学中，位于中国西部中心城市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颇具典型性，该大学的区域影响大、延续时间长，其曲折发展过程中的本土化也颇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910年，华西协合大学在成都成立。与代表着西方文化的华西协合大学同处城南锦江一线的还有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佛教南台寺、道教青羊宫和官办四川存古学堂等文化机构。虽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后者尚未完全失去吸引力，然而作为异质新文化标志的前者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青年学子纷纷走进这所学校学习新科学，在当时不少人看来，“只有这种新科学才挽救中国”。此后的数十年间，这所学校在当时私立大学中以风气领先、科学发达、设施完备、水平较高闻名，发挥了它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由英、美、加三国传教士依据西方模式在东方内陆城市移植的华西协合大学，已不可能重复西方社会下的发展模式，而必须走一条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本土化道路。华西协合大学本土化过程，就是西式大学植入本土后发生的适应本土的“进化”和“转化”进程，以逐步化解它面临的种种矛盾，诸如化解基督教与中土固有的忠孝观念之间的矛盾，化解西洋异质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之间的矛盾，化解与教会大学相关联的西方殖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的矛盾，在化解矛盾与本土化过程中，逐步形成它与中国社会的共生和融合。 对华西协合大学本土化过程研究，重点要审视本土化是以何种方式、多大程度促进了这所教会大学在中国的重构与再生，同时还将探讨从教会大学本土化中收获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并总结其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 这一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一是通过对基督教高等教育及其社会作用的深入探讨，不仅能在教育史研究上有所发现，也可在文化史、跨文化史、宗教史等研究上有所创新。二是通过对历史文献、档案资料的广泛收集、综合利用，可因此获得更多的原始文献信息和资料。三是通过对华西协合大学的个案研究，可为中西文教交流、大学研究提供一个生动的实例并进行深度的分析。 本文对华西协合大学本土化过程研究，是将这一外来新事物放在近代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加以考察，揭示其阶段性的主要特征、多种制约和影响关系，呈现其从量“化”到质“化”的动态过程。在方法和理论上，以中西文化相遇在中国处境下的“互动交流”模式来品评这一过程，同时，借鉴互动交流、“社会共生”理论来观察教会大学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以“全球地域化”为视角，使教会大学本土化的研究更为深入。 本文对于华西协合大学本土化过程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要点来分析和把握。 一、凸现教会大学本土化的客观需要和主观需要。 教会大学既是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同时它又处在东方传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走向本土化、世俗化。华西协合大学随殖民主义而来的“国耻”记忆，其“化外”、“西化”、“教化”的特性，以及国民对于它身份和作用的“文化侵略”的联想，在民族危机、政治危机和法律机的交迫下，导致中国人“诟之”、“鄙之”、“恶之”心理扩大，由此凸现本土的客观要求。从主观要求来看，本土化是这一“外来者”脱离西方“原生态”在中国的“新生态”下的重建，以保持住它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和地位合性。作用于教会大学的本土化，不仅是一个必要和必需的过程，也是一个改与创新的过程。改良与创新是本土化的一体双面，包含有两层动作:一方面是“异教”、“异族”、“异国”等异质，与教会大学相剥离、相切割的程序，另一方面是“国民”、“民族”、‘‘‘国家”等品质，与教会大学再结合、再创新的程序。 二、理清教会大学本土化的渐变性和阶段性。 教会大学在中国存续期间，本土化无时不相随相伴，它既是针对时代挑战的应变，也有顺应社会需要的求变；它既要坚守教会大学的特质和独立性，又需要在本土处境中作出妥协，从拨翳补陋到大破大立，由最初的“化外”大学，到中国的“私立”大学，最终成为本土的“永久”大学。 本文较为全面考察了华西协合大学本土化历史轨迹，认为华西协合大学的本土化实际上从它筹办和立校就已经开始，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950年它为新中国政府所接办和改造，作为教会大学的华西协合大学宣告消亡，然而作为具有新特征的“永久大学”则得以持续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四十余年中，华西协合大学的本土化过程大体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10年华西协合大学成立到1925年大学改组前，为华西协合大学本土化自内而发的调适阶段。 第二阶段，从1925年大学改组到1933年大学获准“立案”，为合力推进下的本土化阶段。 第三阶段，从1933年至1949年，为华西协合大学本土化延续深化中的融合阶段。 三、辨析教会大学与社会的共生互动关系。 华西协合大学本土化是自身与社会的共同要求，不仅教会大学在调适自己，以达成与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政府的整合与互信，同时本土社会也在作出调适，以达成对它的容忍和接纳，经过内外兼修、中外互动，形成了教会大学与本土社会的共生，以及大学内部多元文化共生。 四、选择可资对应的其他大学进行对比分析。 华西协合大学是以英美大学为蓝本，尤其是以美国的教派学院为模仿对象。在本土的成长发展中，与四川高等学府形成竞争和并行的态势。因此，以欧美大学与省内大学为参照对象，观察这所大学在中西之间偏转、折中，可以衡量出本土化的量变和质变。在华西协合大学本土化推进之时，国内其他教会大学，以及基督教在东方其他国家（日本、韩国、印度）的教会大学也在开始推动类似的运动，本文将它们作为一个次坐标来参照。 五、总结教会大学本土化的现实意义和历史贡献。在“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的本土化过程中，华西协合大学逐渐确立了它的本土地位和中国身份，本土化促进了教会大学以及聚附其身的西方文明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融合，拓展了教会大学在中国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强化了教会大学在中西合炉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 由于教会大学本土化的改良性，在力度有限、深度有限、时间有限的本土化进程中，并未改造出“彻底中国化”的大学。1950年后，以国家接办的方式，教会大学随之而消亡，然而作为大学的核心价值依然为新政权、新社会所保留，成为中国大学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