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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诸多因素参与塑造人类历史的走向。在这个新开始的千年，全球化的浪潮和日益严峻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一道，成为普受世人关注的焦点议题。 作为社会经济的命脉，企业为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利贡献良多。然而，在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由于制度的不健全，一些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恶性膨胀，唯利是图，放任自身不负责任的行为从而对社会产生损害;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文化的积弊、价值观冲突等作用，公众普遍尚未树立起新财富观，因而对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也缺乏正确认识，对其经营目的与行为常以有色眼镜视之。同其它社会不和谐现象一样，社会责任观念与经济高速增长的不相适应也是社会发展失衡的一种表现。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社会不稳定是需克服的重大障碍。党中央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要把构建和谐社会放在重要位置，提出了“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长远目标。每个社会公民，切实履行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本文选取自由与责任、法律与道德、经济全球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三对范畴展开讨论。当今社会，企业可以自由地发展生产、提供服务，但这种自由不是与生俱来、天经地义的，是经过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漫长演变过程而逐步实现的。不同的社会许给企业不同的自由，也对企业责任有着不同的要求，所以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企业的产生与对企业行为的规制是同步进行的，对企业行为的规制有法律和道德两种基本方式，作为公权力代表的政府制定法律对企业行为实现强制性约束，而社会公众通过舆论与道德话语，给企业行为设定了不可逾越的界限，企业社会责任在多大程度上是强制性的，是否存在非强制性的社会责任，如果存在的话，两者的界限何在，规制方式有何区别？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企业行为在更广泛的时空下发挥作用，也更广泛地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企业开始跨越国界，而对企业行为的要求和规制也不再局限于一国疆域，单个民族国家的主权让渡出现了两种形式:向上转移（政府权力向超国家的国际组织）和向下转移（中央政府的权力向地方政府、集团、区域组织甚至跨国公司转移）。这并不是对国家主权的挑战，而说明了更深层面的一个问题:对企业行为的规制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已经成为全世界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个过程不仅需要企业参与、政府参与，更需要最广泛的社会公众的参与。 围绕企业社会责任这个主题，本文试图回答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是法律规定、道德呼吁，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安排？第二，企业为什么要承担社会责任，有什么能力承担社会责任？企业与政府在社会职能方面的界限何在？第三，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方面，法律与道德的界限何在，从遵守法律到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的道德缓冲带（或者说“底线”）究竟有多宽（在哪儿）?第四，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企业社会责任有何现实表现，中国企业该如何面对？第五，我国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现存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在哪里？企业社会责任仅仅是企业的事情，还是企业、政府、社会应当共同关注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将分为六部分进行阐述: 第一章“问题与方法”是导论，以企业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为前提，提出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并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明确问题的含义和范围，确定本文的研究目标和任务，同时也对本文的研究方法予以说明。文章以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的诸多表现引出话题，作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远不是个法律问题，而是关系到企业治理和企业社会功能的根本问题。尽管企业社会责任已提出将近一个世纪，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都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认识至今仍未达到统一。作者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是不断变化的，依社会对企业的期望而处于不断调试的状态。本文所称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前提下所应担负的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的总和，是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制度安排的统一体。 第二章“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探悉”是理论评述，主要内容是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三个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理论进行归纳、整理和初步评价，目的是为本文的研究提供有效的概念工具和理论基础，揭示企业社会责任的多方原因，并从理论上回答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缘由以及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盈利性是否矛盾？企业社会责任的政治学诉求、企业发展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以及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革与进步对企业制度的变迁甚至重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学源头以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仅仅是出于外界压力还是可以成为一种迫切的内在需要？ 第三章“企业社会责任的缘起:自由与责任”主要解决“为什么要承担社会责任以及有什么能力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不同的社会给企业不同程度的自由，也对企业责任有着不同的要求。在重农抑商的古代社会，经商被认为是对共同体财富的破坏，商人的合法性遭到根本性的质疑和否定。重商主义时期，商人是国家主义的牺牲品，其作为国家积累财富的工具而鲜有个人财富的观念。资产阶级革命给商人们提供了自由的空气，对个人独立性的呼吁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宣扬使得追逐利润成为个人天经地义的权利。这便在历史的时空下真正地实现了个人人格向企业集体人格的转换，从而自由也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得以实现。 在中国的现状下，刚刚脱离了“企业办社会”，获得独立财产权和主体地位的企业，又被要求承担社会责任。这促使人们思考:什么样的制度构建才能保证企业既自由地获取利润，又承担起社会对它的期许？企业社会责任是否对传统的股东本位构成颠覆性威胁？政府和企业在社会责任或者社会功能方面应当有怎样的职责划分？这将是本章着力讨论的问题。 第四章“企业社会责任的约束机制:法律和道德”主要解决“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方面，法律与道德的界限何在”的问题。企业社会责任是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的结合，其中:法律责任是企业必须负责的、绝对的事务和领域。企业应该是一个以生产或提供社会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为目标，并以公平的价格进行销售的机构。法律反映着社会的“条文化伦理”，体现出由立法者确定的对公平进行企业活动的基本态度。然而，法律本身涵盖不了社会对企业的所有期望，法律应付不了企业可能面对的所有话题、情况或问题。不同的企业，在规模、产品类型、盈利能力、资源占有、对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等方面都不相同，因此它们信奉、履行社会责任之道也就不同，很难统一，这就为道德责任的存在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我国新《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该条规定体现了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鲜明立场，使得企业社会责任从学者讨论上升到立法规定，这也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公司法中所说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是法律责任、道德责任还是介乎于两者之间？ 本章试图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行为划分其道德和法律边界，提出道德法律化的趋势和具体建议，并且在讨论企业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关系的前提下得出结论:企业在法律责任之外也必须承担道德责任。企业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这种转化可以通过国家立法来推进。 第五章“全球化语境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是针对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资本的跨国界流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也扩展到世界范围，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消费者及非政府组织、包括跨国公司内部都提出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面对全球市场的企业社会责任，单个国家的力量远难以应对，对全球化条件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规制是各国政府无法回避的话题。 对已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来说，“中国制造”成为企业社会责任首当其冲的对象，当前的国际流行的SA8000（社会责任标准）认证和全球契约的形成都对中国企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应积极应对，找出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长远之道。 第六章“当代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制度构建”是对全文的总结和展望。通过对中国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从政府、企业、社会的相互关系角度提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框架，最后落脚于公司治理模式提出对我国法律选择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