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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以后，一直延续到1965年，这一段时间里，中国大陆出现了一批以“社会主义教育”、“反修防修”为宗旨的戏剧创作。这一批剧作早就引起了当代戏剧史学者的注意，他们或称它为“社会主义教育剧”，或称之为“反修防修剧”，对这批剧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性质，价值观上“反启蒙”、“非人化”的性质给予了批判。 但这样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两点:一、这一创作现象还没有被系统地清理、描述出来，还没有得到戏剧史地位的确定。二、这一现象仅仅被看作创作现象，还没有被作为历史现象看待。因此，它的政治意义、文化意义还没有得到论说，这就导致它的面貌不清，一种左的认识还没有得到清算。这种左的认识就是:阶级斗争是必要的，“反修防修”是正确的，提倡做共产主义新人是理想的文化高峰等等，所以，那段时间的剧作尽管有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倾向，但其积极意义是不能否定的。 笔者认为，这批剧作是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起的，所以叫做“社会主义教育剧”是适当的。它们是那段时间戏剧的主流，所以构成当代戏剧史的一个阶段。 建国以来，毛泽东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一直推行着左的路线，从而造成了1958年后的“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后果。在全党反对，一致主张调整和纠正左的错误的时候，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提出阶级斗争理论，实质是以阶级斗争搞得不彻底来解释大跃进运动等造成的恶果，从而转回到左的路线，并由此转为主动，夺回权力。为此，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就开始在两个方面进行“反攻”，一是在国际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二是在国内开展“社教运动”。前者为夺权制造舆论氛围和起精神导向作用，后者展开自下而上的权力斗争，二者贯穿在整个“社教运动”的始终。 “社会主义教育剧”应“社教运动”而生，执行了一贯以来为政治服务的原则。但它比以往的创作又有所不同，因为“社教运动”是一场推行极“左”政治路线的权力斗争，由此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等运动主题必然贯穿在戏剧创作的始终。“社会主义教育剧”为这种权力斗争服务，就参与了虚构社会阶级斗争图景的过程，起到了恶劣的政治作用。在此过程中，因为虚构阶级斗争图景，它同时还形成了一种新的创作模式。 “社会主义教育剧”在“反修防修”的旗帜下，进行了对所谓“个人主义”的批判，结果是否定个人的利益、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权利，亦即否定个人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这种做法导致的结果就是，戏剧创作在思想内容上就导入了严重的非人化，即人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亦不是为了个人活着，为着个人而活着的行为是可耻的，是与集体主义思想和革命的行为相违背的，是应成为被批判和斗争的对象。于是，长期以来文艺创作中的“非人化”就被推进到了最严重的程度。 为权力斗争宣扬“做共产主义新人”，是“社会主义教育剧”主题之一，它从创作实践到文化理想都带有虚假的性质。它主要体现在:鼓励人们尤其是年青一代在做“共产主义新人”的同时，也让他们成了各种政治理念的承载者，成为了图解这种政治理念的符号和工具。于是，“社教运动”可以藉此为权力斗争正名，主流意识形态也假借它将极左路线冠以革命的名义，理想精神的追求，从而将人们引入新一轮左的路线和权力斗争中去。 总起来看，“社会主义教育剧”就是极左文化的具体体现。它孕育了样板戏，它在为“文革”造就政治、文化基础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