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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全球并购浪潮风起云涌，通过并购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企业越来越多。并购作为资本集中的重要方式，在促进我国企业资产重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目前中国上市公司并购活动无论是并购次数还是交易金额都已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2006年以来中国并购市场交易规模从2006年的1434.8亿元增加至2010年的6921.52亿元，每年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庞大的数据表明中国逐步进入并购时代。伴随着企业并购交易大规模的上升，大量合并商誉随之发生，商誉的价值及其重要性日益凸现。商誉核算已经成为各个国家企业并购不可回避的焦点问题，对企业经营成果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因此，如何确认和计量并购产生的合并商誉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广泛关注的会计问题。 为了实现准则国际趋同以及适应中国企业并购交易规模逐渐增多的现实情况，2006年2月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出台，商誉首次单独作为一项资产在报表中列出。新颁布的准则完善了我国商誉会计规范，提高了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连贯性和国际趋同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与可靠性。那么作为准则体系的一部分，合并商誉的相关性和可靠性是否也得到显著提高。合并商誉准则执行的经济后果是什么，是否达到准则预期目标。迄今为止，并没有太多的经验证据对此予以准确回答。 为了分析这些问题，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对我国执行新会计准则后合并商誉会计核算的方法进行理论分析与制度评价，实证检验合并商誉初始确认和后续计量影响因素以及价值相关性，为合并商誉相关准则实施效果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主要研究内容和方法如下: 首先，研究合并商誉初始确认价值的影响因素，目的是验证商誉的本质是否具有超额收益能力。现行准则给出“商誉指企业购买的成本超过购买企业在取得的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中的利益部分”的定义，这个定义只给出了商誉的计量方法，与商誉的本质内涵相去甚远，会计确认的商誉只是一个合并交易的结果，是否符合商誉本质值得探讨。本文从超额收益和自由裁量权的角度，用实证方法检验超额收益各影响因素与合并商誉的关系,管理层自由裁量权是否影响合并商誉的初始确认价值，验证新准则确认的商誉价值是否符合商誉本质， 其次，研究合并商誉后续确认减值问题。目前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美国财务会计准则、中国企业会计准则(2006)等多数国家准则都明确规定，企业的合并商誉初始确认入账后不再进行摊销，而是进行减值测试，即只有在商誉减值情况发生时才减少其账面价值。但对于减值测试，我国准则的规定最为宽泛和模糊，缺乏详尽的指导和解释，企业对减值迹象的判断和计量确认难以把握。而且准则赋予管理层较多的自由裁量权，留下了较大的会计判断空间。因此，研究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是什么，管理层是否利用其自由裁量权影响商誉减值计提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实证方法检验商誉减值损失计提的影响因素，验证新准则下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是由于经济因素，还是管理层出于报告动机使用自由裁量权进行盈余管理，以及董事会的制约是否控制管理层行为。 最后，研究合并商誉价值相关性问题。合并会计准则第一次把商誉作为资产负债表内的一项资产进行确认，并要求在年末进行减值测试，是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商誉资产价值，为投资者提供更具决策有用的信息。新准则的实施完善了合并商誉会计规范，同时也赋于企业管理层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其经济后果可能会影响商誉价值相关性。本文基于价值相关性理论，实证检验初始确认后定期进行减值测试并在资产负债表披露的商誉，是否具有价值相关性，以及价值相关性是否会随着合并后的时间长短发生变化。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区间为2007年至2010年，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通过合并商誉初始确认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发现影响超额收益的协同效应要素并不影响商誉的价值，管理层自由裁量权超额支付要素是商誉价值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即“非核心商誉”要素显著影响商誉价值。验证了现行准则对商誉的定义不符合商誉本质，商誉不能为企业带来超额收益。因而，并购的市场反应证明准则对商誉的确认和计量不能够真实反映商誉这项资产的价值，报表中的商誉价值缺乏可靠性。 2.通过合并商誉后续确认减值计提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证明上市公司商誉资产减值并不是对自身经济价值和业绩的反应，计提的资产减值并没有如实反映商誉未来收益能力的下降，即上市公司商誉减值不是经济因素导致的。高管持股比例显著影响商誉减值计提，说明基于盈利会计指标的分红会给管理层带来个人利益，证明了商誉减值计提受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商誉价值的可靠性受到影响。 3.基于价值相关性理论，检验商誉在资产负债表上确认后是否持续存在价值相关性。实证结果证明当年合并获得的商誉与公司价值显著正相关，但是合并后超过一年以上的商誉不具有价值相关性，表明市场参与者可辨别商誉不同长短时间上的价值。因此，市场反应说明投资者在合并当期对商誉带来超额收益的预期最强，超过一年则不确定商誉是否可以持续带来经济利益。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我国新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趋同完善了商誉会计规范，但准则赋予管理者一定会计政策选择的自由裁量权，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使合并商誉的价值相关性和可靠性直接受到影响。因此，从长远来看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准则质量。商誉是最复杂、争议最多的会计问题，本文用实证数据丰富了商誉的研究内容，有助于理解商誉这项特殊的长期资产的本质，也为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