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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改革的独特性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所导致单位社会的终结和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变，更是吸引了众多社会学家的兴趣，一时间关于组织与制度变迁的研究如潮涌现。组织客观制度变迁的背后必然伴随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而秩序的达成又依赖于人们的主观认同，关注制度与组织变迁的社会过程不仅仅包括客观可见的人口、规章、生产工具、技术等方面的变迁，还有树立其上主观意愿发生联系的集体意识——意识形态的变化，我们不应该只去关注那些可见的社会结构和行为，更应该去深入考察沉淀在人们心中的意义结构及其作用机制。因此，组织意识形态整合实践在中国单位组织变迁的历史场景下成为有意义的社会学研究议题。
其实，意识形态研究近年来早已引起多个学科的广泛关注,如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强调意识形态与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的关系；政治学对意识形态与权力的一贯关注；组织社会学中的制度学派对支撑组织合法性的共享观念的强调。在对意识形态的理论梳理中我们发现意识形态是一个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发生流变的概念，意识形态的功能与价值在不同学科视角下被予以不同定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从意识形态的阶级分析转向组织论分析，并在中国制度变迁的场景下，以社会学的视角对组织变迁中的意识形态整合实践展开具体过程分析是我们的研究旨趣。通过研究我们有以下发现：
其一，意识形态的社会学分析具有独特性和重要意义：社会学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研究超越了哲学认识论层面对意识形态与真理关系的二元对立范畴，以及政治学范式下对意识形态政治功能的片面强调，认为意识形态是维护阶级利益和阶级统治的思想武器。社会学视角下的意识形态研究更关注对各种具体的意识形态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功能发挥的社会基础以及实践后果进行实证分析，更适合价值多元社会的意识形态研究。同时，意识形态的社会学分析也将弥补现有研究中宏观功能分析居多，而对意识形态演进过程和作用机制微观考察略显不足的缺欠。
其二，意识形态的现代转向、社会生活的组织化和组织研究视角的行动转向三者共同激发了意识形态研究的组织论视角。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的主体、作用机制及其表达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当下生活中，社会组织和有组织的利益群体比民族与阶级更为具体化，正成为意识形态的新主体，意识形态主体的具体化必然带来意识形态表现形式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当代文化的影视化更是加剧了这一进程，使意识形态的传播手段和表现形式呈现出更强的感性化特征。社会生活的组织化在现实层面为意识形态研究展开了组织论视角，基于异质多元的组织意识形态整合不同于基于同质一元的阶级意识形态整合方式，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的组织论分析视角成为阶级分析视角的有益补充而发挥重要作用。同时，组织本身对有别于效率机制的合法性机制的依赖，也使组织意识形态成为组织适应外部环境与实现内部整合的重要力量，它作为组织的表意性支撑使组织结构和日常实践得以不断的被再生产。组织研究视角的行动转向则使人们去关注作为行动系统而非结构系统的组织，探讨组织的行动力是由何种价值观念驱动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的组织意义建构与整合实践成为组织研究新的制高点。
其三，制度变迁与意识形态的动态演化存在某种共生关系。无论是人为设计还是自发演化的制度，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是人与人互动的产物，都伴随着人们对意义的理解与价值选择的主观过程，并且，只有建立在人们对制度的共同理解与认同基础上，制度对行为的约束关系才能达成，制度的作用才可能是长期有效的。因此，制度不仅仅具有客观性，制度应该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并且制度的主观维度是制度的深层结构，是制度得以被理解和实施的基础。制度变迁不是单纯的客观过程，我们实际拥有和向往的价值理念直接决定我们在什么样的意义范畴内进行怎样的制度选择，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制度的初始路径，在制度确立后，决定制度选择的价值理念就渗透到制度的深层理念结构中，成为指导制度实践的价值原则，意识形态的功能就由制度选择机制发展为对制度本身的意义阐述机制，是促使制度与行动相互联结的意义桥梁。因此，当制度变迁发生时，不仅仅是作为制度表层结构的各种具体规章条文发生变化，更有作为制度深层结构的价值逻辑转换蕴藏其中。在现实的考察中我们就发现了中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与企业组织意识形态分化的伴生现象。作为变革最为深刻的组织形态，国有企业制度变迁背后伴随着国有企业组织意识形态的深刻变化。国家、市场和其他组织是对企业意识形态分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三个因素，三者力量的交互作用共同框定了企业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定位，原有国家一元控制下形成的国-企同构组织意识形态格局正在多元交互力量的冲击下发生分化。
最后，我们通过个案考察，对丰富多样的组织意识形态整合实践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从企业单位组织的抽离，使企业组织拥有了相对自主的意识形态建构空间。组织通过意识形态建设，借助制度化和符码化等手段塑造组织成员对组织和自我角色定位的想象与理解。组织意识形态整合对于维护组织团结至关重要，它并非是一种虚假意识，而是使组织秩序得以再生产的意义支撑，是组织共同体得以被感知和想象的中介。因此，组织意识形态整合不能单纯被理解为组织控制的政治过程，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过程。同时，两个案例也呈现出组织类型、生产性质、规模、领导人理念、历史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组织意识形态的价值定位，组织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与整合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但也存在共同之处，即组织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抽象化、理论化相比，表现出更多与生产、生活实践紧密结合的具体化与感性化特征；在实际的传播与内化过程中使用的传媒手段更为丰富多样；组织意识形态的文化整合功能较之政治甄别功能发挥更为基础性的作用等。
总之，组织意识形态整合在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抽离，社会意识多元分化的前提下，为变迁社会的秩序重建贡献组织的力量，使人们在价值多元社会中，以组织为依托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具有相对闭合边界的组织为组织意识形态建构与整合实践提供了地方性场景，组织意识形态与组织具体生产、生活实践密切结合，通过丰富生动的象征、符号、仪式等感性化手段展开有效的观念整合，迅速将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统合起来，使共享观念与意义在实践中不断得以调适和再生产。通过此项研究我们希望意识形态的组织论分析视角作为阶级分析视角的有益补充能够受到重视，希望制度背后深层的意义与信念结构能够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