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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几亿农民站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入口。农业、农村、农民并称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三农问题”，其后又衍生出“新三农问题”，即“农民工、失地农民和村落终结”的问题。不管是老“三农”问题还是“新三农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农村从一个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而存在的同质性极高的熟人社会逐步走向开放的半陌生人社会，而且农民外出务工机会的增多和生活半径、交往半径的扩大，使农民的教育观念也相应地发生变化。从总体上看，农村社会的变化和农民价值观的转变使作为现代性力量的学校教育存在的土壤和背景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影响着农民教育投入的目的，对待学校教育的期望以及对教育选择的行为模式。
而国内学术界对于农民行为问题的研究局限于西方传统理论的影响，一直围绕理性、道义和生存等概念进行，没有形成独立的研究视角。既不适合分析中国受传统文化和二元结构影响时间较长与范围较大的农民，更不能够分析我国农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行为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在借鉴的基础上，跳出传统研究范式的限制，采用新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农民行为，把它放在特定的制度背景和社会背景下。另外，随着我国计划生育的广泛开展，农村出现了生育率快速下降的趋势，如今在农村，独生子女家庭也大量诞生。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国家实行的“两免一补”政策，更减轻了农民的教育负担。经济条件和家庭结构不再是制约农民进行教育投入的主要因素。因此，传统影响农民教育投入的因素发生了变化。此时农民的教育投入行为更多的是受到社会深层变化引起的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由于教育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农民的教育投入行为选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尤其是教育的结果和预期存在巨大差距的时候，农民的行为选择在不同的教育阶段会有所改变。而以往的研究把农民的教育投入放在一个静态的层面进行分析，缺少对教育投入的动态考察。
本研究以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为支点，将农民教育投入行为选择分为规范取向(教育观念)、目标取向(投资目的和教育期望)及状态(教育投入和投资选择)，试图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整体进行分析研究，而不仅仅考察教育费用支出这一个方面。同时，笔者通过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方式，全面、系统地阐述农民教育投入的情况，揭示不同阶段农民教育投入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撇开以往研究的家庭环境因素分析的限制，介入一种制度分析的视角。另外，笔者试图从社会分层的视角来考察这一问题。在中国，农民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多意义上是一种阶层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尽管城乡和阶层不是按照统一标准来划分的，但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应关系。因为，在我国传统的二元体制的作用下，农村与城市一直是按照两个不同的标准和规则在发展。社会转型期的农民在职业上也发生了一定的分化，发生职业分化的农民阶层在教育投入和传统农民是否存在差异，和城市居民是否具有相同点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本研究主要采用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辅以问卷的定性研究方法，选取具有代表性的C村为研究对象。C村地处城乡结合部，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村的一个缩影。城郊农民这一特殊群体的教育选择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和非义务教育阶段的不同教育取向。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在教育投入上没有遇到的问题，然而就在社会转型这一特定时期，并且城郊农民这一特定群体中出现。处于现代的工业社会和传统的农业社会双重冲突中的农民，其在教育投入行为选择上必然具有新的特点。
在教育投入上，城郊农民基本上认同现代教育观念，具有较高的教育期望，希望子女可以接受大学以上的教育，并且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也有很高的积极性。但在投入的目的上发生了变化。希望子女可以上大学，跳农门的愿望已经不是他们进行教育投入的主要目的，而让子女学知识，长见识才是主要目的。正因为教育投入目的的不同，在具体的教育选择上也发生了分化。在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具备投资教育的基本条件。而且现实的情况也说明，广大农民还是对教育充满热情的，农民抱着对投资教育的巨大预期，积极地对教育进行投入，兴起了中小学择校的新现象。家庭环境因素，尤其是经济条件和家长的教育观念，成为制约农民进行教育投入的主要因素。此外，中小学教育质量的低下和村落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都促使农民做出积极的教育投入选择。在非义务教育阶段，随着孩子教育阶段的提高，教育成本也相应增加，孩子学习能力差异的日益显现，这迫使家长更加权衡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更理性的进行教育选择。农民接受教育是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利益不仅指经济利益，还包含着接受教育后实现其权利、地位、声望等“非经济因素”利益的最大化，当农民意识到实现这种希望渺茫时，他们希望通过接受教育实现一种相对的均衡，这时农民所追求的并不是利益最大化。所有的农民都希望接受高等教育，当对子女的学习情况进行理性的推测之后，有的农民希望子女读中专、高职、民办院校，有的农民希望子女学习技术，有的农民选择辍学等。经济条件的制约固然是一个主要因素，但社会环境的影响作用也不容忽视。尤其是随着高校的扩招和大学生就业的双向选择，农民迫于社会就业压力和教育社会分层功能弱化的加剧，重新计算教育的成本和收益，做出家庭收益最大化的教育选择。
通过研究发现，农民教育投入行为选择的模式主要有两种取向：地位教育取向和生存教育取向，而且农民对生存教育有更大的偏好。农民做出的教育投入行为选择是以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的提高为出发点，以接受教育为途径，从而达到家庭总体发展的最终目的。因此，家庭做出教育选择的目标不仅仅是子女学历的提高，而是家庭通过教育达到家庭及其成员自身利益的效用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