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耕地和水资源的约束是中国农业生产长期面对的不争事实，在农产品消费需求快速增长之下，必然导致产需缺口逐步增大，而填补缺口只能在更广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利用国外资源，全球化使之成为一种可能，但同时也意味着国内市场纳入到世界体系，程度越深入，就越彰显国家间产品、资本和技术的竞争，一些产业（产品）就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国外的冲击和影响，这成为产业安全（农业产业安全）产生的背景。 从生产者角度观察，一个经济体担心某一产业的不安全，似乎就是担心本国人部分或完全失去对本国这一产业的控制，这一产业落入外国人（资本或者说企业）的控制之下，是从一国既有生产是否受到外来竞争威胁来讨论的，关注的是生产者利益。引致的第一类问题是:产业安全与不安全是一个区间概念（某一范围内）还是一个临界概念（达到某一点以后就不安全）?什么状态下产业就是已经“落入”了外国人的控制之下？或者说外来竞争达到什么程度就是本国产业不能忍受的不安全界限，如何进行衡量？引致的第二类问题是:重要性不同的产业其可承受的不安全程度是否不同？或者说，国家应区分产业的重要性，更多关注战略性产业或重要产业的本国控制程度，那么，如何区分产业的重要性？ 当说粮食安全或能源安全时，是从消费者的角度进行观察的。大家熟知的粮食安全，是指一国的消费者在合理的经济代价下能得到足够的粮食（或食物），这里涉及到粮食的总供给量、粮食在各地的均匀供给、粮食价格（或居民购买力）等各方面。以中国的大豆或植物油产业为例，原料进口和外资在加工业的存在可能大大改善了国内供给，改善了消费者的植物油安和畜牧业的饲料安全，对生产者的不安全与对消费者的安全，该如何判断？如何取舍？保障消费者的产品安全不必然与生产者利益相冲突，但当与生产者的利益冲突时，如何权衡和取舍？ 从市场角度观察，对于一个本国自给有余，其相当一部分产品或很大一部产品主要依赖出口市场的产业部门，甚至极端地假设，本国不消费，就是生产出口产品的产业部门，如果没有外资进入，在本国市场上似乎不存在外来控制威胁，似没有“落入”外国人控制的产业安全问题。但如果它对某一市场高度依赖，而这一市场又是被高度控制的，有没有安全问题呢？恐怕就有安全问题，就有对消费市场失去控制的担心问题。 产业安全的上述三个观察视角构成产业安全内涵界定的基础，同时回答引致的一些问题成为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从上面的问题讨论和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给产业安全下一个定义既容易又困难。抽象地说，安全与不安全是人的感受，当一个人感到某些方面处于不可控状态时，就会有不安全感。当一个国家对某一产业感到处于不可控或控制力不强时，就有所谓产业不安全感，在政策意义上就存在产业安全问题。基于此，产业安全可以描述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对其产业（或者战略产业与重要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控制力，对满足人民消费的产品（或者战略与重要产品）具有控制力，对人民的收入情况具有控制力。 具体对农业产业而言，中国的农业产业安全应有以下几个关注点: 第一个关注点，是从贸易的角度分析和衡量产品进口增加对本国生产可能产生的影响;第二个关注点，是从外国资本进入的角度，分析与衡量外国资本在中国农业产业的存在情况，分析这种存在是否产生了产业不安全问题;第三个关注点，是对国际市场依赖比较大的一些出口农产品，是否会因外国市场的失控而带来中国生产者的产业安全问题，即产品失去市场的生产者收入问题;在进口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从产品安全的角度，需要关注进口来源市场的可控程度，这就是从贸易角度的第四个关注点;产业安全问题的第五个关注点，是从国家经济安全或者更宽泛地说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与产业竞争力。 对前述几个关注点的综合权衡，它最终关注的是相互联系但不完全相同的两个方面，一是满足本国人民产品需要的能力，具体一点可以缩小为本国生产能力及政府对市场秩序的控制能力，这种生产能力可能由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共同形成;二是保障本国人民在全球的经济权益的能力。 中国农业产业对外开放风险的产生，从外因上讲，主要源于外国产品、资本与技术进入的经济动机与目标，从内因上讲主要源于农业产业竞争力下降，尤其是土地/资源密集型农产品的竞争力下降，以及中国农业产业开放政策（包含农产品贸易政和农业领域的外资政策）的选择。两个方面相互作用，使得中国农业产业对外开放面临着收益与风险并存的基本态势。 农产品贸易对国内市场冲击、国际贸易利益分配、行业规模（壁垒）产生影响，贸易中的进口主体、进口结构、进口方式、进口国别、进口价格等方面也对农业产业安全产生影响。 农业领域外资进入主要采取股权控制策略、品牌控制策略、技术控制策略和扩大投资策略，并通过改变市场结构，谋求市场力量从而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对农业产业功能:消费安全、生产安全、政府对农业产业的控制力和农业自身发展能力产生影响。 尤其对农业跨国企业来讲，其掌控着全球农业资源与产出的流向（如农业生产的土地资源、转基因技术和农业专业科技人才的流向），并能掌握农产品标准和世界农产品贸易规则的制定，确立了在国际农业贸易活动中的支配地位，跨国农企业可以利用这种优势，实现产品与资本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国农业（尤其是农业龙头企业）面对这样的境况:一些具有垄断资源的产业（如种子），拼不过农业跨国企业的核心技术;某些产品具有成本优势，但是成本优势拼不过农业跨国企业的品牌优势，例如，粮食加工方面虽然有成本优势，但是，“金龙鱼大米”、“金龙鱼面粉”、等的出现，将会改变目前中国的这种格局，品牌优势很可能削弱成本优势;四大粮商的供应链管理，尤其是产业链优势会越发的明显，例如大豆加工业，国内的厂商仅仅关注加工环节，风险管理水平较低。 利用对称进化博弈分析可以得出，贸易把农产品供需双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共同的利益集体，双方都有维护农产品供求稳定的愿望，农产品生产国（出口国）和消费国（进口国）之间，彼此的合作和共同维护市场的稳定将会是长期的趋势。从中国近年逐渐增长的综合国力和贸易实力出发，中国农产品的国际供给在一定条件下会是相对稳定的，也就说增长的综合国力和贸易实力一定程度保障了农业产业安全。 外资并购中的博弈分析可以得出，如果政府对于一些正常的经济资源流动与组合设置障碍，将损害外资、目标并购企业和政府三方的收益，而如果政府对于一些恶意收购等非正常并购没有施加影响，则无疑会危害农业产业安全。这就需要政府对并购是否会损害农业产业安全提高甄别力，如建立产业损害与预警机制、成立专门的审查机构等。长期来看，政府在并购中并不是主导因素，推动和决定并购的最终是主并企业和目标龙头企业，其在市场机制和法律约束之下相互选择的过程，但由于中国目前对外资并购农业企业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一些龙头企业可能为了追求自身的经济收益，规避政府监管，危害农业产业安全，这就需要政府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国内农业企业及外资农业企业的市场行为。 以新古典经济框架为基础建立模型，对模型的分析可得出，农业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受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不同的农业产品政策形成过程的影响因素也是不同的，最优效用下的政策选择非常困难。某些产业政策既可以维护产业安全的一方面，也可以破坏产业安全的另一方面。例如到底是维持低价的农产品还是高价的农产品政策更适合产业安全？保护低价农产品的政策在维护消费者产业安全的同时也可能损害了生产者产业安全。从实践操作来看，做到真正的均衡将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这就决定了一些政策的制定不能用力过猛，需要特别慎重。 基于以上的分析，农业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也渐为清晰，该指标体系由风险因子指标系统和能力因子指标系统组成，风险因子指标主要体现农业产业风险程度，能力因子指标主要体现抵御风险的保障能力。充分考虑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农业产业自身特点，并注重科学性与可控性相结合、系统性和开放性相结合，评价指标体系共选取了31个具体指标，利用该指标体系对中国2005年和2009年的农业产业安全态势就行评估，评估的结果显示，2005年农业产业安全风险因子得分为79.64分，属于较低风险，能力因子得分为68.9分，属于一般保障力，2005年的农业产业安全最终得分为74.27分，属于基本安全。2009年情况与2005年基本一致，风险因子的得分为77.14分，属于较低风险，能力因子的得分为72.65分，属于一般保障力，2009年的农业产业安全最终得分为74.89分，属于基本安全。中国近几年的农业产业处于基本安全态势，目前的农业政策选择效果明显，但中国农业自身抵御风险的基础能力比较薄弱，这成为未来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隐患，而政府则应多关注对市场规制政策和软环境建设。 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的防范体系包含农产品边境保护、农业产业外国投资规制及农业产业国内支持三个方面。通过考察国外农业产业安全维护情况，对中国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启示主要有:积极应对新兴技术性贸易壁垒，并注重自身TBT设置、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建立产业损害预警体系、稳步实施海外投资策略、学习欧盟促进农产品出口项目的经验、审慎推进农产品贸易自由和转变农业产业结构。对中国农业利用外资政策的启示有:加强立法建设、利用外资重点放在农村的综合开发和农业新技术的引进、建立健全农业产业安全审查。对农业支持政策的启示有:加大绿箱支持、加强农村建设和农业保险的完善。 政府维护农业产业安全，一方面要继续保持已有成效的政策，另一方面着力点应该放在影响农业产业安全的内部因素，尤其是内部因素中比较薄弱但可以通过政府政策改变的因素，即只有开发知识资源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高资源的配置能力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并辅之以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干预，才是维护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