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考察了明清以来广东“稻田养鸭”技术的发展变化历程，主要分为明清时期、民国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过渡时期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的现代时期。其中，前者为“稻田养鸭”的传统技术阶段，后两者合并为“稻田养鸭”的现代技术阶段。并按历史发展脉络探讨了“稻田养鸭”技术的功能变迁，分析了“稻田养鸭”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至迟在六百年前，“稻田养鸭”就作为一种有效的生物防治技术，运用到稻田管理上，以防治蟛蜞、蝗虫等稼害。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地区，“稻田养鸭”很早就成为当地较为普遍的种养结合模式。珠三角多蟛蜞，蝗虫一类的稻田虫害。大概在明朝万历二十五年，陈经纶首次尝试用鸭子灭蝗虫，大获成功。约在170年后，其五世孙陈九振依先法将鸭治蝗虫运用到稻田管理上，效果甚佳，被大力推广。因技术本身的特点，“稻田养鸭”在南方的水田地区十分适用并逐渐流行。后来，人们将水稻种植和鸭子养殖结合起来，形成“鸭埠之制”。势力庞大的宗族系统掌握垄断特权，“稻田养鸭”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在广东沙田地区发展起来，这对当时养殖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总而言之，明清时期是“稻田养鸭”的传统技术阶段，以稻田放鸭为具体表现形式，主要充当生物防治和补充鸭粮的角色，在广东广袤的沙田地区普遍实践。
民国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稻田养鸭”传统技术阶段向现代技术阶段的过渡时期。因为工业化农业的兴起，化肥和农药等化学物品进入农田，“稻田养鸭”技术因不能满足人们高产高效的生产要求而倍受冷落，甚至跌入发展的低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稻田养鸭”技术正式进入现代发展阶段。在生态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污染严重的背景下，人们改进传统的“稻田养鸭”技术，深入挖掘其技术功能，并结合生物学、植物学、生态学、环境保护学等学科知识，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广东的“稻田养鸭”技术也形成了“企业+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广东省的广州、罗定、中山、清远、湛江、肇庆、深圳等地区都积极地引进和推广，并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近年来，“稻田养鸭”技术的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对于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普及生态保护的公共意识和解决食品安全等问题，都有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一时期，“稻田养鸭”技术以“稻鸭共生”为具体表现形式，功能被进一步地开发，并将稻、鸭、田纳入到同一个生态体系中，上升到理论研究的高度。“稻鸭共生”技术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较大的生态效益，对我国现代农业的转型以及“生态农业”的构建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稻田养鸭”技术是我国主要的传统农耕文化遗产，对“稻田养鸭”的保护与利用，在“三农”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广东“稻鸭共生”系统，是保护与利用传统农耕文化遗产并服务于“三农”的典型案例。
但是，广东“稻田养鸭”还存在诸多问题，建议加强政府职责和企业社会责任，选择更加合理的“稻鸭共生”发展模式。
“稻田养鸭”是凝聚了我国传统农业精华的一项农业技术，在合理利用资源，积极开拓立体种养空间，寻求最佳生态平衡关系上表现出惊人的活力。同时，“稻田养鸭”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时代背景、社会变迁紧密相连。“稻田养鸭”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或抵触，或顺应，浮沉起跌，终于在互动磨合中再次蜕变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