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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花列传》,最初连载于光绪壬辰年(1892)二月创刊的《海上奇书》,后于光绪甲午年(1894)出版六十四回本的石印本。小说虽书写狭邪题材,却与其他狭邪小说大相异趣。对当时上海租界内众多妓女狎客们的生活,作者尽全力去做真实的描写,用客观的眼光进行观察和记录,使得小说呈现出自然而接近生活原貌的风格。
在当代,研究者们试图梳理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过程时,《海上花列传》因其承前启后的诞生时间、亦旧亦新的艺术风貌、首先连载于小说期刊的刊行方式等等特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关注。小说文本中包含大量现代都市的生活细节,体现出与传统相悖的代表着市民阶层价值取向的伦理道德,反映着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的现代化给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世界带来的影响。这种现代性的特质,是当前学界对《海上花列传》发掘和强调的重点。
为了避免研究视角的片面,我们有必要对小说从外部时代背景到内部叙事结构进而哲学层面的精神内涵进行全面的探讨。《海上花列传》产生于一个新旧杂陈的特殊时代,西来的现代文明以惊人的力量冲击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旧制度及与之相匹的传统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仍有巨大的惯性,其影响和作用似乎根深蒂固。二者的碰撞作为当时社会的时代背景,也体现在小说文本中。但需要细细分辨的是,虽然成熟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和代表近代文明的道德观念以西人洋货侵入的面貌存在,但是当时中国社会内部已经产生现代文明的萌芽--资本主义经济。尽管萌芽的发展缓慢,商业繁荣活跃的经济生活也已经对社会的物质与精神方面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远不如西方侵入带来的改变剧烈,但却是中国社会内部孕育出的力量。这种内因的存在,才使得接触租界的西洋文明之后上海现代化的速度如此之快,程度如此之深。
如果说当时孕育《海上花列传》的上海是“新”的,作者韩邦庆则可谓是“旧”的代表。通过分析其人生平事迹和其他诗文小说创作,可以发现,韩邦庆所受教育、个人经历、性格特点、文学好尚,无不带着十足的旧式文人味道,颇有“名士”的古风。但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名士们,又往往有着风流不羁、尚新好奇的个性。不受正统思想羁绊、自由而追求新变,似乎是名士风采的一种传统内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旧与新的悖论。以上述分析认识为基础进行文本细读,会发现《海上花列传》内在传统与现代的对峙。小说笔法脱化于《儒林外史》,作者自以为独创的“穿插藏闪之法”,实则同样继承与《金瓶梅》、《红楼梦》这些最杰出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贴近生活真实状态、极力消解题材传奇性的叙事,反映出作者关注普通人生的视角,和对底层环境中挣扎扭曲的人性同情与宽容的人道主义态度。这种精神内涵与《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一脉相承。也就是说,如果《海上花列传》在叙事与精神内涵方面具有现代小说的特点,那这种特点正是由继承和发扬传统而来,并非向西方小说学习所得。分析小说中对大都市生活细节冷漠暖昧的写法和所谓“败笔”的部分,可以发现作者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深深眷恋。这可作为一个内证。
由此得到结论：《海上花列传》的现代性不容忽视。而小说叙事结构与精神内涵中所具有的现代性,并非向西方小说学习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而是沿袭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之中那些最优秀的创作、继承传统并将其推向一种极端之后得到的：作者就用这种方式沟通了传统与现代,且证明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自有其内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