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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再到18世纪,崇高这一概念从修辞学领域的研究转为被作为艺术风格进行论述,最终在18世纪被纳入美学范畴,成为独立于“美”的,一个重要美学概念。18世纪末,通过康德与席勒的研究与论述,这一概念逐渐走向成熟。康德将崇高定义为借助理性力量实现对感性痛苦的超越,这种感性的痛苦可能来自于想象力在认识和掌握事物整体上的不足,也可能来自于面对作为强力的自然时感性力量的无能为力。康德特别强调了道德的作用,他认为主体在面对感性限制时感受到的不快可以转变为一种与道德情调协调一致的超感性的愉悦。道德的优势也彰显了人的崇高。在康德之前关于崇高的研究中,虽然也强调将理性与意志作为崇高艺术表现的内容、并零星论及道德,但始终没有出现系统详实的关于崇高与道德关系的思考。席勒继承并修正了康德的崇高观,进一步强调了道德力量的作用。他也将崇高定义为理性与感性冲突中的产物,这一冲突的最终结果仍然是借助道德的、理性的力量战胜感性的痛苦,与康德观点类似,这种痛苦可能来源于对客体认识能力的不足,也可能来源于包括死亡在内的各种强制暴力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人这一概念的消解。借助道德力量超越感性痛苦,才能捍卫人的尊严、保障精神的自由,这正是崇高在人性层面的表现。席勒在其悲剧作品《玛利亚·斯图亚特》中,正是从人性层面展现了他对崇高具体表现与影响的思考。这部悲剧的女主人公玛利亚·斯图亚特面对长期的囚禁生活、以及自己的敌人对自己作为女王、甚至是作为人的尊严的折辱,经历了感性与理性的激烈斗争和反复摇摆,最后没有屈服于敌人、战胜了作为最终暴力的死亡,以殉道的姿态完成了对自己的信仰与正义的献祭,获得了精神的自由,捍卫了人之为人的尊严。玛利亚彰显出的道德与理性的力量使她成为人性崇高的化身,也在受众的心灵中引起了道德的颤动和共鸣。在康德与席勒的影响下,1800年前后,许多德语作家如荷尔德林以及诺瓦利斯也通过自己的作品对崇高进行了思考,参与了对崇高话语的建构,他们为看待这一概念提供了新的视角,将神性加入了崇高的范畴。荷尔德林的《许佩里翁》与诺瓦利斯的《夜颂》中都或多或少地表达了对不朽的追求,这种不朽赋予人以神性。荷尔德林表达了只有理性与感性和谐统一、而非一个战胜另一个,才能不断向神性靠近,而靠近神性的过程中人不断地超越自己,因此这一过程也笼罩了崇高的色彩。诺瓦利斯则赋予了死亡全新的意义:不再是席勒笔下的取消人的概念、损害人的尊严的最终暴力,反而肉体的死亡意味着精神的不朽,因此人应当主动拥抱死亡,以此实现精神的救赎和真正的解放与自由。在此意义上,对不朽的追求也具有了崇高的功能。但仍然是这一时期,崇高这一概念也开始出现消解的趋势,例如克莱斯特在他的若干作品中就表达了对这一概念的质疑和解构。在《圣塞西莉或音乐的暴力》及《智利地震》中,克莱斯特以讽刺的笔触分别对艺术在表现崇高方面的作用、崇高的内涵、崇高的客体以及崇高的影响与功能、尤其是道德层面的影响进行了质疑和反思。以克莱斯特为代表,随着大众社会的发展、艺术和美学的自治,道德、理性等附加因素与美学研究的脱钩,19世纪起一种反崇高的趋势开始出现。由此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为崇高概念史上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一方面概念发展成熟走向顶峰,另一方面又迅速产生衰落的征兆。本篇论文聚焦这一时间节点,期望通过对所选取文本的解读与观察,探究1800年前后文学如何参与到对崇高话语的建构与解构中去,这些文学的表达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