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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施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在并仍将发生重大转变。从双独二胎到单独二胎，到不同人群政策的统一，再到全面放开，已经是一个极为明显的发展趋势。人口生育从政府计划到家庭计划将是我国未来人口政策转变的必然趋向，由政府强制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终将退出历史的舞台。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形成了我国目前独特的人口结构，也导致了总和生育率失常、性别比失常、年龄结构失常、抚养比失常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利用其它“非政府强制手段”来逐渐矫正并最终解决。那么，在计划生育政策结束之后（包括转变的过程中）还有什么样的手段可以调节人口生育率并能有效地解决我国所面对的这些人口问题呢，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指明，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其中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调节人口生育率、解决人口问题比较有效的办法之一（自然，这里说的调节不仅仅是提高总和生育率，也可以是降低或者提高不同人群的生育率，比如降低农村人口的生育率提高城市人群的生育率；提高发达地区的生育率降低不发达地区的生育率；降低男孩的生育率提高女孩的生育率等等）。因此本文的目的在于，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和数据，利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探索利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调节人口总和生育率并解决其他人口问题的可行性，最终提出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人口总和生育率协调的发展的政策建议。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关系的探讨背景于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和总和生育率发展现状的分析，并对两者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预测，历史数据与预测数据表明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呈现出进一步提升，而总和生育率将进一步下降的趋势，这种区域不利于人口和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为更好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探讨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影响着两者的科学发展甚至协调发展。社会养老保险保险水平与总和生育率关系分析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理论分析基于人口转变理论、效用理论、代际转移理论，构建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和总和生育率关系模型。模型表明，如果不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财政转移，当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不足是由于社会养老保险缴费不足而导致时，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的不足会有助于总和生育率的提升；当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不足是由于高水平的社会养老保险待遇支付所引起，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不足将会促使总和生育率下降。该结论不仅说明了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同时也明确了不同原因的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不足对总和生育率的不同影响。实证检验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检验关系的存在性：以1980-2012年度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和总和生育率数据为样本，应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和总和生育率关系进行研究；检验结果表明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变化是总和生育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并且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总和生育率变化不是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两一方面应用多元分析法深入研究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构建了以总和生育率为因变量，总和生育率影响因素为自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所选取的7个影响因素指标中，影响较为显著的有男女比例、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比和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3个因素；其中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对总和生育率影响为负：当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为提高1%，总和生育率将下降0.69；该结果不仅证明了理论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二者关系的客观存在性，同时为我国应用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的科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探讨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关系直接目的是促进二者的科学发展。两者关系的存在证明后，有必要对两者协调发展的进一步分析，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对国内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协调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应用聚类分析法，选取总和生育率、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和人均GDP三个指标进行分析，聚类分析结果表明，仅个别区域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发展比较协调，大部分低生育率区域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提升过度，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总体偏低。其次，发现问题，探寻解决问题之道，有方法，有方向，有借鉴才更科学，更实用。选取欧、亚、非中比较典型的国家总和生育率和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分析，有“最着急提升总和生育率”的国家俄罗斯和“人口发展历程和我国最相似”的国家日本。这些国家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过程中社会养老保险发挥的作用及影响的分析，有经验供我们未来学习，有教训供我们吸取和反省：当前计划生育政策是该调整的时候了，总和生育率不能再进一步下降。第三，提出了总和生育率和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科学发展的思路。总和生育率科学发展的实现从当前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开始逐步转变为自主生育；社会养老支出水平的科学发展结合区域特定可采用“开源”与“节流”双管齐下的方式。总和生育率和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科学发展是两者协调发展的基础。第四，两者的协调发展，是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和总和生育率关系研究的落脚点。一方面要考虑不同家庭子女数目，实现“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共同发展，另一方面要考虑区域性，实现人力资源和养老资源“需求”与“供给”的平衡，以实现人口的均衡发展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在总结和分析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力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创新：第一，思想创新。文中所证实的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为政府调整人口政策，健全养老保险制度，提供了一种方法和思考。第二，方法应用的创新。其一，聚类分析在总和生育率研究中的应用。对总和生育率高低的研究，不再以片面的以总和生育率的数值大小来分析该区域总和生育率的调整；聚类分析中选取了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和人均GDP和总和生育率三个指标，对总和生育率进行分类考虑了经济发展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又考虑了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供给能力；其二，格兰杰因果关系在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和总和生育率关系检验中的应用。实证了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变化是总和生育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第三，研究内容的创新。主要有两方面：第一，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证明了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和总和生育率的关系；第二，结合国内现状，借鉴国外经验，提出了总和生育率和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科学发展的思路，并提出了两者协调发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