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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城市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向沿海地区集中的趋势已逐步显现。“六普”查得的东部人口比重进一步上升，其中机械增长的贡献最大。然而，我国三大城市圈中流动人口分布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京津冀的流入人口向北京一座“孤城”聚集;长三角的流入人口较为均匀地分布在苏南十六城；珠三角的流入人口以广州和深圳为中心，向周边七个城市疏解。 文章不但考察了流入人口分布的集中趋势，还描述了热点流入地的历史转变，更探讨了各城市经济发展失衡和社会资源分配失调对于人口流动和人口聚集的传导机理，探寻了制约城市人口调控的经济阻力和制度障碍。 首先，论文以三个不同城市圈的流入人口为研究对象，着重对比其地理分布的不均衡程度。文章充分考虑了各城市流动人口数据及相关经济社会指标值的可获性及可比性，使用了1990年以来我国东部沿海三个城市圈共38个地级城市的统计资料。对比研究中使用的一手数据来源于“四普”、“五普”和2005年小普查数据;间接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全国、各区域、各地市、分经济行业、分特定专题的统计年鉴。对比研究的维度囊括全国层面、区域层面和城市层面，对比研究的内容包涵流动人口的总量、比重和增速。 其次，论文从人口分析和产业分析的双重视角，进一步提出城市圈流入人口不均衡分布的形成机制，即城市圈借助就业机会和公共资源的分配，引导着人口向城市圈内发展机会和生活资源密集的局部地区集中。论文借助地区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和资本投入等指标来反映其吸引流动人口群体的宏观经济因素;借助劳动力就业、工资水平、储蓄消费能力等指标来反映其吸引外来人口个体的微观经济因素;借助教育事业、卫生事业、交通事业来反映其吸引外来人口的社会资源因素。此处的创新点在于，借鉴人口学“城市首位度”和“四城市指数”等评价指标的构建方法，构造了一系列的“城市资源集中指数”，体现与“流入人口不均衡分布”相关的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均衡程度。 最后，论文落脚在京津冀人口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剖析上，针对京津冀人口均衡化过程中面临的体制障碍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即政府在制定人口规划和经济规划时，应超越行政区划藩篱，根据城市圈内部各城市分工以及资源禀赋，适时利用“区域经济整体规划”和“公共资源协调分配”的手段引导人口流动和分布。北京作为首位城市，在促进自身产业升级的同时，不但要把那些不符合首位城市定位的产业向周边梯度转移，还要帮助两翼加强经济建设和公共生活设施建设，增强吸纳流入人口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