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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作为一个客观的文学存在，海外华文文学正以其独特的审美品行和书写风格，不断丰富和拓展汉语文学的形态，成为20世纪汉语文学的研究中“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但是作为汉语文学一种存在形态，引起研究界尤其是大陆学界的普遍学术关注和研究却要延迟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同时，有关海外华文文学的概念和特性问题，也是众说纷纭，各持己见。本论文认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以“区域”与“语言”为最基本的界定，有两个核心因素:一、从地域上的限定来说，海外华文文学是指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外的华文文学;二、从文学语言上说，海外华文文学是用华文进行创作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海外华人用华文之外诸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不归属于海外华文文学这个概念。 就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历程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汉语文学研究视野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历程，在作家论、作品论，各地区、国家华文文学的“概论”、“概观”、“导论”、“概要”、“初探”，文体论、文学思潮流派论，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等诸多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各大板块中，存在研究的严重失衡状况:东南亚华文作家作品研究得较多，欧美华文作家作品研究相对较少。 欧洲华文文学作为海外华文文学五大板块之一，不仅有着悠久丰厚的历史传统，而且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欧华文学有了新的发展。来自中国内地的一批新移民作家群如刘索拉、高行健、虹影、赵毅衡、北岛、多多、杨炼、章平、陈平、鲁娃等与60、70年代从台港过来的知名作家赵淑侠、龙应台、吕大明、郑宝娟、余心乐、莫索尔、池元莲等汇合在一起，加上李治华、熊秉明、老一辈华人作家程抱一等，组成了一支阵营强大、实力雄厚的欧洲华文文学的作家队伍，给欧华文学带来了一个新的生长点，形成了一支新的生力军，带来了欧华文学的茁壮成长和成熟。 同时，欧洲华文文学的发展中已经呈现出“代”的构成。“代”表现了欧洲华文文学的延续性，体现出华文文学在欧洲各地流传过程中形态的不断演变。除了扎根的一代以外，第二代赵淑侠代表50、60年代从香港、台湾移居欧洲的一批作家;第三代林湄70年代由大陆赴港，80年代末移居荷兰;第四代虹影90年代初移居英国。林湄、虹影都是从大陆移居欧洲的。赵淑侠、林湄和虹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三位作家，刚好作为三代作家的代表。在年龄、离开大陆的时间、写作的主题、创作的手法、思想意识等方面都有着不同，她们的创作有着各自时代的烙印，也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 遗憾的是，近年来欧华文学的创作实绩和研究界给予的关注相当不对称，上述发展新态势的呈现尚未引起研究界及时的关注和重视，或者说，研究界对欧华文学的关注明显落后于欧华文学的实际发展。同时，就在对欧华文学数量有限的研究中，也呈现出对欧华文学整体研究较为缺乏而注重对其中个体作家研究的失衡的态势。对个例作家的充分研究掩盖不了对华文文学总体研究不足的缺陷。欧华文学研究必须走出相对单一的研究视角，寻求合适的理论，以一种整体观照的眼光审视欧华文学的创作，从而上升到对其整体的文化生态和文化诗学的考察，并进而追述海外华文文学的生长特质。 考虑到女性华文作家在欧华文学中的群体性存在，以及研究界对她们整体研究的欠缺，本论文选取欧华文学中三位女作家:瑞士华文作家赵淑侠、旅荷女作家林湄和旅英女作家虹影，以期以她们为个案来考察欧洲华文女作家的创作。在作品的选择方面，本论文主要选取三位作家艺术创作中的长篇小说作为主要论述对象。不仅注重对欧华文学发展历程的耙梳，勾勒出欧华文学发展的各阶段及其特性，同时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通过对赵淑侠、林湄、虹影这三位有突出创作实绩的作家的个案的细读，勾勒欧华文学特有的审美特质和艺术追求，以期从点和面两个层次推进学界对欧华文学的研究。 流散(Diaspora)现象作为当下跨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主要指离开母体文化而在另一文化环境中生存，由此而引起个体精神世界的文化冲突与抉择、文化身份认同与追寻等一系列问题的文化现象。本论文拟将流散理论贯穿于欧华文学的分析和论述中。“流散文学”的一般特征如无根的漂泊感、沧桑感，文化冲突中的困惑与痛苦，家园意识、故园回望的心态，文化身份的追寻等，都可以在赵淑侠、林湄和虹影小说不同的表现形式中找到踪迹。 因此，本论文将从以下角度展开: 首先是后殖民理论。后殖民理论一直是学界所关注的热点，这不仅是因为后殖民理论所具有的“新”的理论视角，还因为后殖民现象本身就是全球化语境中的一个突出的现象。后殖民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仅揭示出落后国家和民族在政治经济上被殖民的现实，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揭示出这些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上所受到的侵略。作为曾经被视为落后民族的中华民族，其在海外的创作本身也必然受到诸如东方主义等的影响以及对其的反抗，那么，其创作必然会体现出这些行为留下的痕迹。因此，后殖民理论将是本论文的一个重要视角和理论切入的角度。 其次是“身份焦虑”和文化研究。虽然“身份焦虑”是流散文学长期存在的一个现象，但是，在后殖民理论视角的关注下，其必然显现出不同于一般的现实和理论的意义，也为本论文的论述拓展了理论空间和言说的可能。身份焦虑是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下产生的，多元的文化语境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提供了绝佳的创作土壤，但也给作家的创作提出了各种挑战，设置了重重障碍——文化的抵制与认同、中华文化的根性与异域文化的对抗与对话同时存在。在全球化语境下，海外华文文学作家面对的多元文化语境所产生的身份焦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身份的认同与皈依感同时存在，文化研究理论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多种可行的角度和进行探索的理论支柱及其操作的可行性。 再次是系谱学的理论。系谱学本不是文学研究的理论，但是文学研究借助了系谱理论的一些知识，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理论其实就是在系谱学的基础上的一种延伸。作为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一种身份焦虑，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必然在身份焦虑的同时对自己的身份归依问题作深入的思考，那就是寻求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和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特质，由此折射出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特有的文化诗学的内涵及其对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的意义。 最后是变异理论。任何文化在经过另外一种文化的选择和过滤之后都必然会出现一定的变形、变异，这是文学传播和交流的必然现象。但是，长期以来，对于这种变异的现象，学界缺乏必要的关注。在研究中，往往忽视了这种变异的存在及其对于接受者的意义。最近，比较文学变异理论的提出，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异域创作的华文文学本身就是在多文化语境中创作出来的，这种创作不仅要面对西方的文化语境，更要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实现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话，这样，对于中华文化在异域的变异的思考就自然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本论文基于流散理论，并从多个角度展开，力图对海外华文文学在多文化语境中的生存样态进行考察。对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在西方强势的文化压力下，如何面对中华文化的传统及其对中华文化的思考，探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独特的审美价值及其生存意义，并寻求一种独特的文化样态和文化诗学形态，进而上升到对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存境遇、文化诗学及其整个世界的文化生态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