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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以美国比较文学学学者及汉学家苏源熙(Haun Saussy)的著作为个案,集中研究突出于中西比较中的文化相对主义问题。比起沿用进化论思路的早期人类学,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所提出的文化相对主义,无疑是文化互识的重大进步。他摒弃了以前的种族优劣论和文化优劣论,认为人类的精神特征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文明人和原始人的差异,也只是一种表面的差异。当这种文化观延伸到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讨论文化间关系时,为了达到严格的客观化,价值和标准都一概遭到了摒弃。值得注意的是,博厄斯强调了各种文明与社会模式表面差异之下的趋同。但是文化相对主义在由人类学扩散到其他学科,并逐渐成为一种共识的过程之中,对于“异”的强调却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
具体到比较文学学界与汉学界,文化相对主义立场在涉及中西比较的研究中尤其突出,持这种立场的文化观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绝对差异。这种立场在中西比较研究中之所以盛行的原因不仅在于其后隐藏的多元价值观,还在于从相似中剥离出差异,比起从差异中看到相似的研究成果,表面上看似乎更为有效。以文化相对主义为基本立场和出发点的比较研究者,力图寻找“他者”不同于自我的特质,揭示文化之间表面相似背后的深刻差异。这种差异在比较研究的最终结论中被塑造为一种根本对立性差异,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相关现象也因此而不可比较。
苏源熙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观点。他的批判涉及到了诸多领域:美国汉学家余宝琳(Pauline Yu)等对中国文学中没有“讽寓”这一辞格的讨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为中国没有历史、后现代思想家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逻各斯、没有民主是美丽的缺乏,汉字作为模仿自然图像的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而没有一般文明符号的人为规定性以及汉语没有语法等观点,由此勾勒出众声喧哗的文化相对主义诸相。苏源熙对中西比较中求“异”的研究路径及其理论根源、相应结论的反思,是本论文作者目前所能看到的最彻底、涉及面最广的一位。
作为一位反思型作者,苏源熙的中心议题是对中西比较中一再出现的中西对立倾向的批判。在他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哲学和语言学等领域选取的众多个案中,“中国”在研究者的分析和结论中成为了“西方”的一系列反题。这样的反题模式被苏源熙称为“中西对立描述法”,实则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二元对立思想的体现。苏源熙认为,这样的结论只是一种迂回的自恋,有关中国特质的描述只是在与西方对比中显示的一种缺失,无法产生关于中国的真切体认；如果汉学家在研究中致力于将中国重塑为一个欧洲和美国的他者,这样的研究就无助于文化之间的互识互补,而这本来是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的初衷。
研究苏源熙的意义首先在于苏源熙所关注的议题的重要性:它是每一个比较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一个首要的、基本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广泛的普遍问题；其次,尽管苏源熙著作似乎不多,但是他的反思性写作中却涉及了大量的汉学家和作品,甚至包括一个完整的汉学史(从早期传教士汉学到现代的美国汉学、欧洲汉学),这为一个关于他的个案研究带来了丰富的内在视野。另外,他的写作主要针对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这既使他的论述具有提纲挈领的严整性和明晰性,也可以使对他的考察获得方法论意义上的借鉴。苏源熙写作的特殊性使有关他的个案研究有可能同时兼具精度和广度,就这一点而言,关于苏源熙的个案研究有着区别于一般个案研究的特殊之处。
本论文在原文细读的基础上,以苏源熙对文化相对主义的批判为主线,将苏源熙的写作内容分为批判和建构两大部份:一类归于对中西比较研究的反思；一类归于他本人在比较领域的研究实践,这两类文章一反一正,但都可以归结为苏源熙本人对比较研究的思考中去。其中,反思性、也是批判性的文章主要分为了两个部分:一是集中于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研究者对中国讽寓可能性的讨论,属于文学和文论的研究领域,这成为论文的第一章；一是在哲学领域和语言学领域的相关案例,这是论文的第三章要讨论的。建构性的文章也分为两部分:一是他对中国讽寓的阐释理解,这是论文的第二章；一是他对跨文化研究的理论思考,这是论文第四章的讨论对象。在有关苏源熙的文本分析完成之后,将他的中心议题置于一个更大的语境进行讨论,从理论根源上探讨文化相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观和基本研究立场的有限性,并提出更多的中国研究者在涉及中西比较时的另一种可能的立场；接着运用他的文本解读方法,解读一些中国学者对汉学的抗拒意识,从中分析出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的痕迹,进而在几个跨文化研究的范本中寻绎阐释学对于跨文化研究的元理论意义。本论文着重在论述中建立苏源熙著作的内部逻辑联系,并将苏源熙散见于各种文章的核心理论和关键词进行汇总和讨论；同时将苏源熙的研究,与其他学者对同一问题的讨论进行比较,以辩明他的理论路径的独特之处。总之,论文力图通过对苏源熙中心议题的详尽讨论,指出这位比较文学学者与汉学家思想和方法之中最有意义之处。
本论文目的在于:透过苏源熙的研究看问题。因为在他的写作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集结在一起。一方面,苏源熙是本文作者所见、比较文学界对中西比较中的“文化相对主义”论述最为透彻和全面的一位。这一问题本身值得追问下去,任何一位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任何一位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都无法回避,因为它涉及到比较的基础、涉及到共性与差异等根本性问题；另一方面,苏源熙的论述又恰可成为透视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汉学史的一个窗口。换言之,苏源熙所讨论的问题,以及苏源熙的文本所反应出来的有关比较文学的问题都应该成为讨论的对象:一个属于比较文学的学科内部视野,一个则是站在学科之外对之进行审视。
本论文的理论追求,不仅在于对于苏源熙本人“文化相对主义批判”这一中心议题的阐明和追问,也在于捕捉苏源熙文本中的缝隙、矛盾、平行等有趣的关系,并从比较文学学科的视角对之进行分析。其中尤其注意的是摒弃粗疏的主义标签,因为如果仅仅将一个主义标签作为论述或攻击的对象,会有将讨论引入歧途的危险。就苏源熙所讨论的代表人物而言,莱布尼茨和黑格尔都可以归入“普遍主义”的阵营,但他们恰恰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普遍主义；以多元主义而论,苏源熙和余宝琳等人都与后现代主义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他们所推崇的多元性显然在方向与结论上都截然不同,他们所讨论的“差异”也完全是两回事。更为有趣的是,他们互相指责对方犯了“欧洲中心主义”的错误。由此可见将一种标签作为现成的工具使用会造成怎样悖谬的理论困境。总之,本论文希望通过对苏源熙著作的梳理与阐发,不仅辩明文化相对主义立场在比较中的有限性和危险性,也在方法与理论资源等方面,为比较研究寻找某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