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北宋中後期诗歌流变有着复杂之原因,与当时文苑、儒林合流的发展趋势关系密切。北宋中期以来,文化的繁荣使文化整合成为了必然之趋势。而北宋以来佛教的发展及其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则使文化整合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儒佛的融通。此一要求使北宋中後期出现了一个“近来朝野客,无座不谈禅”的佛学语境。在此语境下,佛学对士大夫思维方式及趣味取向上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则亦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士大夫的诗歌创作中。本文拟立足於文本的细读,从分析士大夫诗文中所运用之佛教典故、所借用之佛教术语入手,结合其行迹与佛教之关系,以此寻绎文人接受佛学思想的逻辑顺序,以及文人佛学思想体系的具体形态是如何构建生成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兼顾当时儒释融通的文化整合趋势,以士大夫对佛学的接受、研习角度为切入点,通过细致探讨文人学佛与其诗歌创作之关系,及文人学佛之变化在诗歌流变中所起之作用,以此来实现北宋中後期诗歌流变研究的深化。
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集中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北宋中後期佛学语境的形成与发展,分别是:北宋中後期佛教禅教合一的发展趋势、处於文化整合时期之士大夫对待佛教态度之转变。力图通过此两方面之论述,勾勒出北宋中後期佛学语境下士大夫亲近佛教、研习佛教的外部、内部原因,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简明扼要的分析,着力探明此一时期士大夫对待佛教之态度由排斥到亲近再到融通的群体转变特征。
第二章中本文立足於文本细读,立足於阅读、分析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遣三位代表性人物的诗集,通过统计、归纳三人诗集中与佛教有关之作品、有关之典故,对三人之学佛路径、方式、所接受之佛学思想进行彻底、细致的梳理。力图通过这种努力,探明三人之佛学思想的具体形态,及此种形态的生成构建过程。本章第一节通过分析,认为王安石之佛学思想的逻辑体系构建,即其佛学思想之具体形态及生成过程,是从将佛教作为一种解脱学说的般若空颧理论的研习开始,进而达到了对平等观思想的深切了解,最後达到禅悟境界体认。本章第二节发掘出苏轼援道入佛的学佛特点,指出苏轼本自对道家相生相待理论的理解,将其与佛教之相对主义实现对接,由此路径实现体认佛教平等观思想的学佛路径及佛学思想发展过程,并指出苏轼援道入佛是造成其晚年仍然无法摆脱苦闷、伤感情绪缠绕的主要原因。第三节笔者从历时性的角度梳理了黄庭坚之学佛历程,指出了黄庭坚之学佛的分水岭--元丰七年作《发愿文》。简言之,在此之前黄氏之学佛是以学理性的阅读佛经、禅籍为主,在此之後是在保持学理性研习的基础上,侧重於亲证亲悟的宗教体验。在此基础上,本章通过具体文本的分析、归纳,指出黄庭坚之禅学修养是通过反观自身以明了自身本有之真如自性,然後通过对此真如自性的护持,最後达到随缘任运之精神境界的特点。本节遗论述了黄氏儒学修养功夫的具体实践方式,即通过内省自察,以明了忠信孝友等人人生来具有的伦理信念,然後通过对此伦理信念的坚守,使之内化为生命之一部分,最後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踞的人生境界。黄氏对於佛学的研习与其对於儒学的发明相融无间,从修行方式到所要了悟明确之对象,到对此对象的护持与坚守,再到此护持与坚守所要达到之境界上,都有着深层次的相通之处,而其思想亦达到了儒佛相容无间的境界。
第三章以对王、苏、黄三人诗歌运用佛学典故的考察为主,论述了三人运用佛典与其诗学思想之关系。第一节论证了王安石之学佛与其诗道体认之变化、诗歌境界营造之变化的关系,并考察了王安石运用佛语之动因:丰富诗歌语言系统的需要及求“工”之需要。第二节论述了苏轼运用佛典的三个动因:其一为切合作诗及唱和场所的需要而用佛典；其二为切合唱和对象的需要而用佛典；其三为切合表意及所咏主题的需要而用佛典。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苏诗广用佛典与苏轼求“新”之诗学思想的关系,认为研习佛典与其观想世界之视角的革新及与其诗歌意绪表达的求新皆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三节是对黄庭坚诗运用佛典之情况的论述,认为黄诗之广用佛典与以下三方面关系密切:诗歌意境营造的创新、力求雅健的诗歌语言追求及追求意绪表达方式上的创新。
第四章是对於王、苏、黄三人运用佛禅静定观照方式入诗的论述。第一节论述了王安石对於佛禅静定照物在诗歌创作思维中的运用。认为王安石所运用之观照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於传统佛教定慧范畴,一类属於禅宗思想范畴。前者主要体现在了其寺院记游诗、与方外之交的唱和诗及即物即真精神随意书写的诗作。後者主要体现在了日常活动之动态描述中自我精神较为直接的书写中,以及瞬间感受之静态捕捉中自我精神相对间接的书写中。第二节论述了苏轼对於佛禅静定照物方式的运用,指出了其两种具体表现:一为将静观所得,於诗之末尾书写开来,以此凸显出带有佛禅意蕴的境界,同时也达到增强诗歌语言张力的艺术效果；二为将静观所得的书写,凝炼为一联或数联,使之融入全篇并起到增强全篇层次感的作用。并论述了静定观照方式运用入诗与苏轼佛学思想的关系。第三节是对黄庭坚静观运用的探讨,从黄庭坚淡泊自持的人格精神特点与其对诗歌本体认识的角度出发,论述了黄氏儒释融通之思想使其对於静定之运用不同於王、苏二人的特点,遣主要体现在他运用静定照物方式的具体目的上,即或营造刚健静穆之境界,或营造洒脱超越之境界。这是儒家尚健之精神与佛教静定综合作用於黄庭坚思想的结果。并且指出了黄氏运用静观与其追求“不俗”之诗学思想的关系。
第五章旨在通过对三人学佛方式、融摄佛典、观照方式运用三方面的对比,揭示士大夫学佛转变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发生了哪些变化,即揭示学佛变化与诗歌流变有何联系。第一、二节中论证了士大夫学佛禅宗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关注焦点的变化,即由对於般若空观的关注,逐渐转变为对明心见性後如何护持真如自性的关注,以及悟道後之境界的具体体认等方面。指出了这种变化,使此一时期的诗人倾向於追求“雅健”之风格,而对於“雅健”的主观追求则使诗歌呈现了以表现主体自在平和精神为主的诗歌书写内容上的变化。第三节中论证了此一时期诗歌中佛学典故来源的变化及原因、摄取方式的变化及原因、运用的变化及原因。指出了诗歌书写内容的变化对诗歌中运用佛学典故变化的影响。第四节则论述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运用佛教静定观照方式的变化、所运用之静定觐照方式在内涵上的变化,并分析这种变化的原因及此种变化与此一时期诗学领域追求“雅健”之理想风格的密切关系,而运用的转变亦使此一时期的诗歌在整体风格上呈现了趋於“雅健”的发展趋势。
第六章作为论文的延伸,以江西诗派为中心,论述了士大夫学佛与北宋後期诗歌流变的关系。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通过对江西派诸入学佛方式的考察,指出了江西派诸人之学佛与黄庭坚具有颇多相似处的事实,即江西诗派诸人之学佛,侧重於将佛意禅理由学理性的了解通过亲证转化为个体经验。笔者从此角度论述了黄氏之所以成为此一时期文化人格范式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江西派诸人选择黄庭坚作为其审美范式,而这种审美范式的选择影响了江西派的文学观,具体而言即是强调内在修养是文学创作的决定因素,强调诗歌是对自在平和之人生境界的书写。这使江西诗派诸人的创作形成了自在平和的整体风格特点。第二节论述了江西派诸人学佛与其诗论的关系,指出江西派诸人的学佛,使他们将学佛方式引入到了对诗歌创作的学习及思考中,具体的表现即为强调立足於研习、体味前人之作品,使之与自我之创作实践相结合,使之上升为自己亲证後的个体经验,使自我具体创作实践在不自觉中暗合规矩,达到应手而出、挥洒自如的创作境界。而江西派诸人学佛禅宗化的特点,使他们广泛於诗歌创作中运用佛教典故,而其独特的诗歌句式特点则使他们对佛教典故的运用,大多是对禅宗公案等事典的融摄,这使其诗歌典故之融摄、运用,并没有走出苏、黄之范畴。这种语言运用上难以创新的事实,也成为了江西派诸人热衷於探讨诗歌的用事、下字、对偶、章法等诗歌具体技巧的促动力之一。第三节论证了禅学渊源与理学修养综合作用於江西派诸人,使他们将静观转化为了“活观”,而他们对“活观”之运用,则使江西派诗歌呈现了自在平和的整体风格特点。
通过在这六章中所进行的探讨、研究,本文基本从文人学佛之角度勾勒出了在儒林、文苑合流背景下的北宋中後期诗歌的流变轨迹。在此流变过程中,诗歌的道德功能逐渐被强化,诗歌书写内容中,主体人格精神、人生境界逐渐增多以致成为主流。这与理学中“内圣”学说的完善、文人兼具理学、佛学渊源的特点相结合,使诗歌呈现了自在平和的整体发展趋势。在诗歌语言方面,随着儒学复兴的完成,即理学的日渐完善、丰富,儒家尚健精神对诗歌之影响逐渐加大,由此使诗人在语言风格上更倾慕於刚健有力、雅正平和,这使此一时期的诗歌句式呈现了多用主谓式、动宾式的特点,这一句式特点使得诗人对典故的运用更加倾向於融摄事典,而语言、词汇的借用则呈现了逐渐减少的趋势。而此流变过程中诗人诗歌思维的转变则更能体现时代特色,理学的兴起及其对佛禅学说的消化,使得佛禅静观逐渐转变为了活观,而诗人对於活观的运用,既是追求自在平和风格的内在要求,亦对於诗歌呈现自在平和之风貌起到了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