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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儒思想是开元天宝时期特有的以礼乐为核心的、文与儒有机结合的儒学思想。盛唐之音的审美特质、盛唐诗学观念的产生、变化和消退，是与文儒思想观念的盛衰消长相始终的。本文以张说的论述为中心，考察文儒思想逻辑在唐代从确立、开展、曲折到终结的演变过程，并尝试对盛唐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中的若干焦点问题提供新的解答。 在盛唐文儒出现之前，初唐魏征等贞观重臣通过对六朝历史兴亡的检讨，确立了以民生为本的政本儒学理念，经由“贞观之治”的成功政治实践，成为初唐百年来笼罩性的思想框架;其本末价值体系中反拨六朝的文学观，与其时的文学实际生态适为两端，造成了唐初文人普遍具有的观念与写作的矛盾。贞观以降，儒家学者中一直存在着要求在魏征政本思路上更进一步、实现礼乐王道的更高境界的呼声，至张说则集中阐发为以礼乐为核心的政教理念，并在开元之治的良好社会基础上，推动玄宗付诸实践。张说及其同道以集贤院为机构依托荟萃文儒人才，以评鉴和选举引导好尚文儒的社会风气，以制礼作乐营造文物彬彬的盛世氛围，终使礼乐文儒取代政本之儒，成为盛唐社会主导的思想框架。 张说折衷初唐以来两种对立的天人观，取一种重天道而不拘忌、审人事而不废天时的明智立场。一方面，认同天人感应，肯定礼乐在沟通天人层面的积极作用，因而力主封禅、郊祀等古礼不可或缺，礼器、乐舞、太常乐器极尽完善;另一方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礼乐风上化下的教化功能。这一天人观是张说礼乐思想的逻辑背景。张说的文儒文学观是与其天人观、礼乐观有机勾连的，其主要特色是在天道、礼乐空间中对“文”的定位。文具有致用于礼乐的重要功能，“巧辞”、“工文”更有助于礼乐目的的实现。于此实现了文与儒的有机结合。张说推崇宏丽风格的雅颂之文，同时也包容多种性质多种样态的文学。这一文学观超越了初唐人对立文、儒的思考模式，高度肯定文学的价值，空前地增强了文人的自信，可以说是盛唐之音出现的直接原因，同时也说明为什么杜甫“窃比稷与契”的同时又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 本文重点论述了文儒思想的逻辑缺陷及其后果。开元十四年袁映的制举对策看到文儒逻辑造成了开元时代知识分子的思维定势，以及文儒思想面对现实问题的无力。文儒逻辑的内在缺陷在现实开展中逐渐暴露:以礼乐为先，极尽礼典及相关盛举而不惜代价，给国家财政带来负担;强调文儒价值优先，轻视吏能;文与儒难以平衡导致实际上的重文轻儒;缺乏开物成务的思想力量，颂美逻辑掩过了忧患意识和反省意识。房琯执政失败的案例标志着文儒逻辑在政治实践上的终结。这里揭示了李杜等文人缺乏实际政治才能却动以王佐才自许的心理逻辑，同时指出文儒逻辑对盛唐的骄奢之渐负有难辞之咎，为史学界有关盛唐治乱根源的讨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视角。 文儒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现实开展中有不同的路向。偏文路向者以李白、王昌龄等为代表，其诗歌作品是典型的盛唐之音;偏儒路向者以孙逖、颜真卿为代表，其中颜真卿以门第观念引中孙逖的道德化倾向，是对文儒思路的一个重大调整。安史之乱前后思想界普遍出现了检讨文儒流弊、呼吁由“文”返“质”的思潮。李华的《质文论》为其典型表述，在经学、文学、史学等领域都有强烈的反响。这一全面的反思批判动摇了盛唐文儒思想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