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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有5年多了，其间政府对西部地区的财政投入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建成或在建一批大型项目：如青藏铁路、川藏公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成，对于改善西部民族地区的投资环境起到或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五个统筹”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相继提出了“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实现“中部崛起”的区域发展战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西部大开发进入深化阶段。发挥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赶上全国其他地区发展步伐，科技进步是唯一的选择。在实现科技进步的路径中，最适合西部民族地区实情的是充分利用西部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改革开放20多年来，各地在吸收外资企业技术溢出方面积累了许多值得西部地区借鉴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是必要的。国内外学者对于技术溢出效应相关理论的诸多论述，为西部寻找吸收外资企业技术溢出的最优途径提供了依据。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另一个侧面作了探索。在技术溢出的微观层面，用博弈论相关理论分别分析了有关主体行为：用囚徒的困境博弈分析跨国公司行为，得到的结论是跨国公司向外技术溢出是合理的选择；用有限理性进化博弈中的蛙鸣博弈分析当地企业的行为，当地企业只有主动向跨国公司学习才能维持生存；当然，仅仅维持生存还不是当地进取型企业的最优选择，在吸收跨国公司技术溢出的基础上，还必须自我创造，才能真正实现赶超；由于目前分析理性不对称博弈的理论缺乏，文中尝试以分析传统中的师傅--徒弟教学过程中的行为，给出理性不对称博弈分析框架，找出其中几个关键时点：“门槛水平点”、“危机点”和“赶超点”。这几个时点对于当地企业是有启迪作用的。当地企业要保持一定的技术水平，至少达到门槛水平。在危机点，跨国公司将控制技术溢出，当地企业应有心理准备，挖掘创新潜能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在赶超点超越跨国公司。在中观层面上，提出一个最优产业结构安排：在产业链上游安排当地大型企业形成垄断性强的市场，中游引导跨国公司进入并形成中等垄断、中等竞争的寡头或垄断竞争市场，下游中小企业进入竞争性强的市场。在这样的安排下，跨国公司向外技术溢出的意愿最强，效果最好。国内学者对于促进和获取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提出很多有价值的对策，在此基础上，文中增加了资源换技术、按上述技术溢出最优理论安排产业结构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