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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保持数十年连续高速增长。但是，随着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中国失去了传统的低成本优势，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中国出口受到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滑，逐渐进入新常态。在传统的增长动力缺失的情况下，中国亟待产业升级。此外，一方面中国深受产能过剩问题的困扰，另一方面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遭遇大量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到国外投资设厂，是转移过剩产能和规避贸易壁垒的重要手段。然而美国通过TPP和TTIP协议提高国际投资和贸易标准，试图阻挡中国“走出去”的步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恰好大部分不在以上两个协议范围内，因此，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深远的意义，既拓宽经济增长空间又避免与美国正面竞争。对沿线国家投资是贯彻“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途径，借此契机加快国内产业升级是中国取得新一轮增长的关键。因此，研究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就很有现实意义。 研究对外投资的大部分文献假设对外投资行为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我行为，主要从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因出发，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一般认为跨国企业对外投资主要基于寻求市场、寻求战略性资产、寻求技术资源等。初步分析，与欧美国家相比，沿线国家市场小、企业的品牌和管理经验等战略性资产缺乏、技术发展水平低。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理论难以解释中国企业到沿线国家投资的行为。那么，中国企业愿意到沿线国家投资吗？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能够促进产业升级吗？如果能够促进产业升级，需要采取何种投资模式？需要怎样的支撑体系？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将分为九个章节进行讨论，具体如下: 第一章首先从当前的经济背景出发引出本文所要研究的主题，指出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接下来对本文所涉及的关键概念进行界定，明确研究对象，并对文章的逻辑结构、行文思路、研究内容进行安排，最后还对本文的研究方法进行总结，并对文章作出的贡献进行说明。 第二章是全文研究的基础，首先梳理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升级两大领域的研究文献并进行总结和评论。在梳理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文献时，分别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中国三个维度进行。在梳理产业升级的相关研究文献时，分为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文献和价值链升级的相关文献，而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文献又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方面。最后还梳理了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升级的相关研究文献。 第三章介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迁和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现状及特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快，对欧美发达国家投资多;对沿线国家投资表现为行业和区位集中的特点，且受不稳定因素的影响，问题交易偏多。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这些现状和特点为后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做了很好的铺垫。 第四章分析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影响价值链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理。通过分析表明，本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范围的扩大能够促进产业内的资本深化即价值链升级和本国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扩张即产业结构升级。模型清晰地解决了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是如何影响价值链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同时，价值链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是紧密关联的两个概念，其实质都是指产业由低技术、低附加价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价值状态演变的过程。鉴于价值链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联性，本文将两者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中进行讨论。 第五章首先分析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现实基础，主要在于产业技术优势互补、商品贸易互补以及中国具备大国综合优势。在实证检验之前先阐述对沿线国家投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升级的渠道。然后对产业升级进行了界定和测算，将产业升级分解为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又分解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价值链升级则结合RCA和TCI指标构建了产业技术高度水平指标来衡量。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年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对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表明:整体上看，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价值链升级有正向促进作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没有显著影响;从经济走廊情况看，有两个经济走廊与沿线国家整体情况略有差异，一是对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投资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没有显著影响，二是对中伊土经济走廊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显著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大部分为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中国难以向其转移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同时其靠近西欧发达国家，能够从发达国家获取配套的生产性服务，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提振作用不大。而中伊土经济走廊大部分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中国能够与其开展产能合作，同时其毗邻中国西部省份，通过带动中国西部产业升级，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提升。 第六章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状况、政治和制度环境等方面介绍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概况，并基于熵值法构建评价模型对评价指标进行客观赋权，在此基础上对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进行整体性评价。从整体上看，沿线国家之间投资环境具有很大的差异，且部分国家投资环境欠佳，沿线各经济走廊之间差距也较大。沿线部分国家投资环境欠佳，会降低中国企业对其投资的积极性，同时，沿线国家投资环境之间的差异性也会提高企业的学习成本。因此，要激发中国企业的投资热情，需要采取适当的投资模式和构建有力的支撑体系。 第七章对问题进行深化，根据沿线国家投资环境提出相应的“中心-双循环”投资模式，即以中国为中心，在产业内和产业间形成双通道循环，不仅促进对沿线国家投资，实现国内产业升级，还能够以投资推动贸易的发展，从而带动中国和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当前，政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起关键作用，但是从长远看，“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企业的参与，要激发企业的投资活力，可以从三个方面构建支撑体系:一是继续发挥好政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二是结合沿线国家与中国地理区位相连的特点，发挥中国在工业园区建设方面的经验优势，通过境外工业园区和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珍珠链”式布局，降低对沿线国家投资的成本和风险;三是通过政府之间的高层沟通，加快区域合作制度设计，提供顶层平台框架，降低区域内的投资和贸易成本。 第八章介绍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政府为主导、产业升级为目的”的“对外投资立国”战略，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二者的异同，并总结二者对中国的启示。“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在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上具有很大不同，“马歇尔计划”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通过该计划，美国不仅消化了国内的过剩产能，同时还强化了对西欧国家的控制，成功应对苏联的挑战。“一带一路”倡议则具有开放和包容的特征，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同时，“马歇尔计划”所对应的是西欧国家，与“一带一路”倡议所对应的沿线国家在发展水平和投资环境等方面有很大差异。日本则在“雁阵理论”和“边际扩张理论”引导下逐步转移落后、过剩产能，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东亚国家，促进国内产业升级。但是日本在提出“对外投资立国”时已经是发达国家，有实力成为东亚的“头雁”，而中国当前还是发展中国家。“马歇尔计划”与日本“对外投资立国”战略的经验对中国有借鉴意义。 第九章对全文进行总结，根据研究结论并结合国际经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国内产业升级和制度改革等方面，同时还指出本文的研究不足以及未来可能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就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对一些问题做出回答，其贡献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理论演绎上。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升级是产业升级的两个方面，两者存在紧密的关联性，比如企业从某产业的低端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环节攀升，直接体现为价值链升级，然而，从产业结构上也反映出生产性服务业比重提高，制造业比重的下降。鉴于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升级之间的这种关联性，本文在理论演绎上将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升级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当中进行论述。 第二，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在对沿线国家进行分组研究时，将经济走廊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作者认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经济走廊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缺失都可能成为经济走廊的瓶颈，因此，从经济走廊的视角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在对沿线国家投资环境进行整体性评价时，基于熵值法构建了评价模型，对各指标进行客观赋权，避免了主观赋权法的随意性和不准确性等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