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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问题是近十年来的热点问题，对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尤其引人关注，但对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出现了―腐败有利增长“和―腐败阻碍增长”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令人莫衷一是。本文采用SFA方法，利用中国分省数据，对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腐败长期通过降低技术效率阻碍了经济增长。并且，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分析发现，技术效率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中占较大比重，技术效率的不断下降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增长，因此，反腐败对提高技术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有重大作用。 为了降低腐败的危害，需要寻求腐败的治理措施。本文通过对腐败的治理措施进行梳理，利用构建的官员决策博弈均衡模型发现社会容忍度等文化因素在官员决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腐败和社会容忍度之间有内在的经济学联系。在实证方面，本文提出用―腐败对幸福感的影响“这个变量来代替―腐败容忍度”，并通过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和分组分析，得出了重要结论：腐败容忍度的大小是个人对自身利弊进行博弈分析的结果；腐败对幸福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相对收入的渠道实现，且随着各地区发展水平而有所不同。 最后，我们建立了一个三群体情况下社会容忍度的动力学演化模型，研究容忍度的经济学作用机制，探寻如何才能对复杂社会中多个群体之间的社会容忍度进行调控。分析结果表明：多群体社会容忍度的演化动力学性质不仅取决于经济因素，还取决于群体本身的属性；经济整合相比文化整合来说适用范围比较窄，这在三群体模型中表现地尤为突出。 本文的创新点和贡献在于： 第一，采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分析，研究腐败对技术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直观地发现了腐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及反腐的重要性； 第二，首次提出用―腐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来代替―腐败容忍度‖”，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分组讨论，得出了重要结论； 第三，揭示了腐败、经济增长和社会容忍度的内在联系，丰富了腐败的理论研究，并对反腐工作提供了政策支持； 第四，以容忍度的三群体模型为例，研究了多个社会群体共存的情况下如何对社会容忍度进行调控的机制。该调控机制不仅可以用于腐败的理论研究，也可以用于其他社会现象的理论探讨。 总之，本文的研究不仅表明腐败损害技术效率，更表明腐败降低幸福感，而腐败对幸福感的影响大小是判断社会容忍度的一个重要变量，社会宽容会降低腐败线从而提高腐败可能性。经验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容忍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研究社会容忍度的作用和调控机制，并结合各国和各地区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是反腐的重要举措，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本文对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幸福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都做出了有益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