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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石油、其他类型能源的占比基本上稳定在7:2:1，仅从数据上看，20％消费占比的石油较之于70％占比的煤炭，略显微不足道。但实际上石油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一点也不逊色于煤炭。因为，在汽车、飞机、轮船等交通运输领域，在合成纤维、橡胶化工领域等，煤炭对石油几乎没有任何的替代作用，而在发电--煤炭最重要的作用过程中，石油却可以替代煤炭。自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国际油价波动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颇深，石油、尤其是石油价格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深入研究石油价格问题，意义重大：研究油价波动的原因，利于增强政府指导定价的科学性；研究油价波动的规律，利于降低我国战略性石油储备的购入成本；研究油价波动的影响，利于改善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效果；研究石油政策演变，利于加强能源价格的信号功能、最终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
人们通常说的“石油价格”，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分为几组相对的概念，比如：原油价格与成品油价格，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欧佩克价格与非欧佩克价格。不做特殊说明的情况下，本文研究的“石油价格”主要指国际原油现货交易的价格，是西德克萨斯、北海布伦特、以及迪拜三种原油现货交易价格的平均值。
主要基于静态优化思想，本文分析了竞争、垄断、寡头三种石油市场中微观厂商对产量和价格的最优决策行为，研究表明，能源产品的最优价格路径：在竞争市场中，是以市场平均利率水平随时间增长；在垄断市场中，是保证每开采一桶石油的边际收益以市场平均利率水平随时间增长；在寡头市场中，情况相对复杂，要视厂商间的竞争策略而定，尽管形成稳定的卡特尔式串谋比较困难，但也不会出现理论预期均衡中的那种恶性竞争，较之理论均衡点，实际均衡时可能价格更高，而产量更低。
石油，首先作为一种商品，具有商品属性，遵循市场的供求规律，即供求关系决定均衡价格，供大于求，则价格常会下降，供小于求，则价格往往上涨。供给和需求的空间错位是世界石油资源分布的最大特征。中东是世界石油探明储量（占世界探明总储量的60％）和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2％）最大的地区，其石油消费量仅占世界石油消费总量8％；亚太地区占世界的石油探明储量份额和产量份额仅分别为3％和3.81％，很低，但却是世界石油消费量最大的地区，2008年亚太地区石油消量占世界的比重高达30％。因此，国际石油贸易规模巨大、且空间格局主要为中东石油出口至亚太、美国和欧洲等地。基于1972-2008年历史数据，本文将供求关系与石油价格的关系作拟合曲线，结果表明：国际石油价格与供求差额明显呈负相关关系，油价高企的年份里，大多是世界石油产量小于销量、或是两者维持脆弱的平衡关系。
如果把国际石油市场上的各个国家看作一个厂商，那么无论从产量最大4国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即R4），还是从OPEC成员国在世界石油总产量的份额衡量，国际石油市场是典型的寡头市场：R4为40.6％，略小于欧佩克12成员国的市场份额，后者平均每年供应世界石油总产量的41.5％，几乎二分天下有其一。进一步研究发现，OPEC成员国之间一种近似卡特尔串谋的关系，即通过联合定产决定市场价格，进而谋求联合利润最大化，突出表现为，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企，沙特阿拉伯以及其所在的欧佩克，都没有明显增产：2000年，世界原油均价为28.35美元/桶，较1999年18.18美元/桶的价格上涨了57％，但是欧佩克12成员国的产量份额基本维持不变，仅上升0.6个百分点，而沙特阿拉伯占欧佩克产量的份额也只从1999年的28.6％提高到2000年的29.1％；尤其是2008年世界原油价格为97.22美元/桶，较2007年70.93美元/桶的价格上涨了37％，但是欧佩克12成员国的产量份额只增加了1个百分点，沙特占欧佩克的产量份额，从2007年的28.94％增加到2008年的29.31％，也才仅仅增加了0.37个百分点。
石油，除了作为商品以外，还是一种战略性核心资源，因而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属性，与国家战略息息相关。如何为本国获得充足并且稳定的石油供应，成为摆在各国政府和领导人面前的一道难题。无限地追逐有限的资源，就必然产生日趋紧张和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世界石油市场上的地缘政治格局主要包括巴以冲突、伊朗核问题、委内瑞拉与美国关系紧张、尼日利亚政局不稳等。地缘政治紧张事件能够以三种方式推高石油价格：一是造成供应中断或供给量下降；二是影响消费者对未来石油资源的稀缺预期，当前需求增加；三是同时改变供给和需求。自1972年以来.几次大的地缘政治事件都引起或加剧了国际石油价格以上涨为主要特征的波动趋势：1973年12月中东战争之后，石油价格上涨了4倍；1978年12月伊朗革命爆发后，又一次促使油价上升；1980年9月伊朗攻打伊拉克，国际石油价格从1980年年初33美元/桶的水平迅速回升到约38美元/桶；1990年的海湾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均对石油价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期货市场上，由于石油这种产品具有信息不完备、稳定性强、价格振幅大、投资门槛高等特点，因而成为良好的金融投机介质。金融投机可使油价飙升，也能使油价骤降，其传导机制为：一是大量买进开仓，做多，使得石油期货市场上买方力量增强，直接推高石油期货价格，未来更高的预期价格必然引致消费者在现货市场上增加购买，需求增加。生产者在现货市场上减少供应，供给减少。最终推高石油价格；二是大量卖出开仓，做空，使得石油期货市场上卖方力量增强，直接拉低石油期货价格，未来更低的预期价格必然引致人们在现货市场上减少购买，需求降低，生产者在现货市场上扩大供应，供给增加。石油价格下降。基于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原始数据，本文对金融投机与石油价格之间的关系做实证检验，结果表明：2007年9月至2008年年底这段时期，CFTC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基金净持仓量与石油价格的走势基本一致，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主要是由金融投机造成的，2009年以来，二者关系并不明显。
建国以来，中国的石油政策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国务院统管石油工业发展（1949-1978）；二是国务院对石油工业部逐渐放权让利（1979-1997）；三是国务院推进石油工业内的政企分开，组建大型企业集团（1998至今）。政策影响下的国内油价调整路径为：国内原油价格基本与国际市场对接，购销价格由企业集团之间自行协商确定；成品油价格实行政府指导定价或政府定价，参照的依据渐趋科学，但依然问题多多。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六条关于进一步深化国内石油价格形成机制的政策建议：一是石油企业应当自主制定国内市场上的原油和成品油销售价格；二是政府应当审批企业的定价方案，监督油价调整对经济社会运行的影响；三是扩建国家石油储备，缓和国际供求紧张对国内可能产生的冲击；四是增加从非欧佩克产油国进口，防止欧佩克串谋和地缘政治风险；五是大力发展期货市场，适度利用金融投机规避油价波动；六是加强能源价格对节能、减排的信号功能。简言之：企业定价，政府监督，国家储备，进口多元，发展期货，加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