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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和汉乐府都是音乐文学,是周、汉两代乐舞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有意从乐舞体系的整体观出发,把《诗经》和汉乐府作为音乐文学发展的两个阶段作为对象考察发现:《诗经》和汉乐府在建立乐舞体系的文化思想、乐舞实施的社会功能、乐舞机构、乐舞内容、歌诗风格、音乐表现方式、艺术表现方法等方面都有相同点,也有相异性。两者之间既有内在继承关系,又有创新和发展。本文旨在通过这些对比性研究,考察各自不同的特色和特点,从较为全面的角度分析乐府体系的产生发展状况,形成对《诗经》和汉乐府乐舞内容的原始面貌的认知,和对周、汉两代社会风貌、文化制度的了解。从而对先秦到汉代的音乐文学艺术发展轨迹及辉煌成就有一个全面真实的认识。本篇论文主要由绪论、正文、总论三部分组成。绪论描述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研究现状,当前研究多是把《诗经》和汉乐府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而本文则是从乐舞体系的整体观去把握这两部作品,通过对比性研究,探讨两者内在的联系和发展。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探讨了《诗经》和汉乐府建立的文化思想。周王朝建立乐舞体系的文化思想是礼乐治国,汉代建立乐府体系的文化思想是出于国家典礼仪式的需要。周乐舞体系的社会教化功能逐渐向汉乐府典礼仪式化功能方向转化。第二章探讨乐舞体系的内容和来源。周代乐舞体系的内容和汉乐府乐舞内容有所不同。他们都是在先代乐舞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本部分内容分析了周代和汉代乐舞体系各自不同的内容和来源。第三章探讨了周、汉两代乐舞体系的机构设置,和各机构不同的职能作用。第四章探讨了《汉乐府》和《诗经》在艺术形式上的继承和发展。这里面又分为三个方面论述:(一)从乐舞格局的变化上来分析:周代乐舞体系是以雅乐为主、俗乐为辅的乐舞格局向汉代雅俗并立的乐舞格局变化。(二)在对待异域新声的态度上:周代限制新声的引入和发展,汉乐府则大量引进新声,吸纳外族文化,形成丰富开放的文化品格。(三)《诗经》的音乐表现形式为汉乐府继承并扩展。《诗经》鲜明的音乐文学的特征:(1)《诗经》本身乐歌说。(2)《诗经》中多次描述使用乐器及乐器的声音。(3)《诗经》的语言节奏表现出和音乐节奏的一致性。汉乐府的整体音乐结构接纳了《诗经》的音乐结构,形成了和《诗经》相类似的音乐形式;同时,汉乐府具有了比诗经更丰富的音乐形式,在乐器使用的多样性、声腔系统的组成性、表现手法的多样性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表现在:(1)周代乐舞以钟磬等打击乐器为主,汉乐府中吹奏乐器日渐兴起,弹弦乐器在数量和使用频率上大幅度增加。(2)《诗经》中的风、南、雅等多元音乐体系向汉乐府三大声腔系统演进。(3)《诗经》中简单、短篇幅的音乐形式向汉乐府复杂、长篇幅的音乐形式递进。(4)单一句式向复杂句式转化,表明音乐特征的变化:《诗经》中四字句占主导地位的单一句式特点向汉乐府多种句式复杂并存的方向发展,正是当时音乐形式转变的文字反映。(四)表演形式丰富,表现性强化。汉乐府的诗乐舞表演形式明显复杂化,技艺化功能增强,表现性强化,成为一种综合性艺术形式。汉乐府的综艺性表现在:(1)叙事由抒情性向叙事性转化,叙事性特征突出。汉乐府叙事性技巧成熟,叙事手法多种多样,突破了诗经以抒情为主,简单化的叙事艺术。(2)平铺直叙的手法向集中展现的手法迈进,表演性明显。诗经叙事条理清晰,往往采用平铺直叙的手法来展现矛盾冲突;而汉乐府已善于撷取一个生活片段,集中展现社会矛盾。(3)人物塑造更有技巧性和表现力。具有多种人物表现方法。《诗经》的叙事诗在人物刻划上,善于通过铺叙、烘托、细节描写、对比等手法,借助人物自身的言语动作和心理活动,或借助环境描写而实现人物形象的塑造。汉乐府则在人物塑造的技巧性上和表现手法的多样性上,显示出了比《诗经》更为丰富的表现力。总论: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汉乐府的发展渊源来自《诗经》,并且具有《诗经》音乐文学的内在继承性。但是汉乐府在发展中融进了时代的因素和自己的特征,具有了不同于《诗经》的艺术特点和自己独特的风格。这是不同时代赋予的不同特征,也是音乐文学内在发展规律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