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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是政府收入的主要部分，是政府提供教育、医疗、基础实施建设、环保等公共服务的主要资金来源。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为加速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对政府公共支出需求更大。对于中国这样的地区不平衡状况严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那些需要更多公共物品的地区在筹集税收上却面临着更大的困难。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搭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制度框架。分税制带来的集权效应引起了地方政府行为的一系列变化，由于现行税收分享制度缺乏平衡地区经济的安排，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相互间出现的财税纷争，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跨省重组和国内市场的统一。 税收来源于经济，又会对经济产生影响，现行税收体系与地区经济不平衡的相互作用下，税收的地区差异性是研究的事实基础。地区税收差异的表现如何？与地区经济之间有怎样的互动关系或者怎样影响了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税收差异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为此，文章围绕地区税收差异问题为核心展开研究，文章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第一，我国地区间存在较大的税负水平差异，在属当地征管税收层面上的税负水平表现出更大的差异。通过比对地区税负水平和人均GDP水平发现，部分省份承担了和其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的税负水平。税负水平呈现出的区域性与中国经济的区域性大致对应，税负水平和经济的区域差距都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变异系数显示出的经济水平地区差异性比税负水平地区差异性更大。地区间还存在明显的税种结构差异，全国平均水平上，间接税仍然是的主体税种。地区税负基尼系数按税种分解展示出税负差异的税种构成。我们发现不同税种对税负的地区差异贡献各有不同:增值税税负的区域不平衡性小，对地区税负差异是抑制的，营业税和消费税能促进地区税负差异但贡献小;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对地区税负差异影响作用呈增大的趋势，企业所得税的地区差异性对总体差异性的促成很大，未来朝直接税占比进一步扩大发展的税制结构会对扩大地区税负的差异性。 第二，文章借用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模型分析税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发现从税种结构的全国平均增长效应来看，增值税占比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是显著为负且最大;营业税和消费税次之;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比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本模型中不显著。通过检验各税种占比对人力和实物资本投资的影响发现，几大主要税种都有显著地对实物资本投资的负效应，但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效应有较大不同，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是负作用的，而个税的征收会增加人们的人力资本投资。通过省级层面分地区样本回归得到结果发现，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负效应在中部地区最大，营业税的负效应在西部地区最大，个人所得税在中西部地区的负效应显著且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三，通过使用1996-2009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回归方法分离出地方的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地区间的比较。从中发现的东部发达和沿海省份的税收努力程度相对较低的事实是对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一定程度上有意操纵其税收努力水平的验证。地方虽然没有税权，但地方政府还有其可利用的手段，例如通过其他方式给予实质性税收减免。另一方面西部地区的税收努力水平较高，可能与这些区域地方政府财政紧张有一定的关系。所得税分配的改革应对了地方政府征税努力的显著提升，税收努力水平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全国各地区的税收努力在近年来良好的税收增长情势下有所下降。 第四，由于增值税按现行生产地原则在地区间分配，这与受益负担一致的消费地原则相比，就出现了增值税收入的地区间横向转移。通过对建立在增值税征收模式基础上的理论模型的分析发现，各地方所占商品的生产流通增值税环节以及这些环节的增值率和商品的地方销售占全国的比例是影响两种分配方式下地方实际获得税收收入差异的因素，一方面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会影响增值率，另一方面产业集中地区常常是这种税收转移的获利者，当前的分配方式倾向于使税收向生产地，尤其是高增值率产业的聚集地转移。文章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指标重新分配地区间的增值税，衡量出增值税地区间横向转移的方向和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