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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史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挽救“乡村危机”的呼声之中，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走向深入和持久。1949年后的三十多年中，在近现代中国研究领域有关农村研究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和土地问题等若干方面，而涉及乡村问题者则难出土地占有关系和农民生活贫困化的窠臼。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农村日益成为国人瞩目的对象。在学术界，近代乡村史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不仅引起了历史学者的高度重视，亦引发了经济学者、社会学者、政治学者乃至伦理学者的浓厚兴趣，有关近代农村经济史、社会史的大量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为乡村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基础。 在近代中国，华北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有关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的研究，向来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并在近些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这些成果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山西农村社会经济似乎没有引起多少研究者的注视，那些冠之于华北农村研究的成果几乎均将重心放在了冀鲁或冀鲁豫地区，它们或许是受到了资料检索或就近取材的限制，以致研究的地域范围基本上属于华北腹地农村，而边缘地区的农村则被从中“省略”或“剪裁”了.这样，其研究结果很可能会发生被误读的情形，即将华北腹地的某几个地方或某一、二省份的某些农村的经历等同于整个华北农村的经历。 本文选择晋西北农村社会经济作为研究课题，就是由于该地区在华北属于不折不扣的边缘地区，对之研究既可补充先前有关华北农村经济研究的不足又可加强对华北“小区”类型的研究，亦有助于理解华北腹地农村与边缘地区农村在多大程度上相似又在多大程度上不同或晋西北农村与华北其他地区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怎样等诸多问题，进而准确地把握华北农村的全貌。 20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至整个四十年代乃是晋西北农村社会经历巨大变动的时期，日本入侵与中共革命几乎同时成为影响这一变革的两大新因素。中共革命将该地区带进了现代时代，使其在社会经济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并成为中外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而八年反对日本占领的斗争和日军的掠夺与破坏叉耗尽了农村所有的资源和储备，迟滞了其现代转型的步伐。 在中共革命与日本入侵以及其他可供考量的因素中，中共所发动的革命应该是最有影响且须首要考虑的变量。革命为应对外族入侵，整合了乡村原有的资源配置，改变了乡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引起了农村社会经济与生产关系的巨大演变，其中租佃关系、借贷关系、雇佣关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土地制度等变化最为剧烈.本文选择“常态”下变化缓慢的农村社会的主要经济关系——租佃制度和借贷关系——作为研究视角，不仅考察了它们本身在革命与日本入侵场景下所发生的剧烈变动，而且通过这样的“窗口”观察了晋西北农村社会是如何在革命中向“现代”社会演变的，以及农村社会中地主和普通农民应对革命与战争的需要、愿望及其所作所为。 在整个研究中，“传统制度”与中共的“制度创新”即减租减息政策的表达与实践，始终构成了文章的主线。因为，中共的减租减息政策与实践，乃是雅动传统乡村社会特别是租佃制度和借贷体系最终走向解体的基本动力之一。减租减息尽管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核心政策，但它不同于国共早期内战时的土地革命政策和最后决战时的土地改革政策，其出发点是试图限制地主或高利贷者的超负荷剥削，取一种温和渐进的改良主义道路，并非暴风骤雨式的暴力革命。然而，由于统一战线政策规定了减租减息的发展趋向，加之战争时期缺乏稳定的环境和足够的力量，中共无法也不能通过强调阶级分野和动员整个贫困阶层发起大规模的运动——如果那样做就会冒削弱统一战线的风险，以致在减租减息实践中“遇到地主们明里暗里的抵抗，从而显现出一副生动的历史进化图。”对之，先前“很少有学者把它们逼真的描绘出来”，本文则提供了这方面丰富的素材，并以生动而详实的资料刻画了地主和高利贷者对中共政策的“反制”，以及中共在此情势下的固应之策。 本文在行文结构上，除有关研究背景的叙述之外，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首先详细考察了战前晋西北地权分配的一般状况和租佃的基本型式，接续对抗战发生后祖佃型式的转变、地权变动的趋势以及变动的原因和结果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本项研究认为，战争影响以及中共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政策的实施，使农村土地开始发生“均化”现象，这种土地转移在表面上似乎是通过自由买卖实现的，而其实却带有外加的强制因素，也即张闻天所称之为的“迫”（对地主之“迫”）。农村社会阶层剧烈分化，出现“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农化”走势。在地权变动之时，与之相应的租佃关系也经历着重大变化，地主和佃农围绕交租与减租及其相关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较量，某些已经逐渐退场的租佃形式以及原本存在的宗族血缘认同再次强劲反弹，甚或经过多次“改头换面”而以新的形式出现。下篇着重考察了晋西北农村私人借贷关系及其在革命与战争背景下所发生的变化。本项研究认为，该地区的私人借贷虽有友情借贷和高利贷之分，但大都属于后者。借贷性质多为非生产性的“糊口借贷”，反映了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对债务的依赖。同时，亦指出，中共此时所推行的减息或限制到取缔乡村高利贷的政策与实践，虽然暂时缓减或解决了债户的高利贷重负，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借债问题，以致甚而出现了农民重新呼唤高利贷的现象.因为，高利贷在乡村社会是与传统小农生产等社会经济组织相适应的一种经济制度，有其存在的某种合理性。 本项研究的基础源于对大量“革命历史档案”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并将实证研究和微观考察作为一种基本的分析工具，以之来捡视晋西北农村社会——租佃制度和借贷关系——在革命与日本入侵场景下所发生的演变。在整个研究中，力避陷入以往学术表达的“革命误区”或“革命话语”表述机制，而以适应现代学术发展的新话语形态和“价值中立”或“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讲述该地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所经历过的那些“故事”。或者至少说，尽最大可能地避免任何价值预设以及由此引起的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的结果，而努力以理性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做到言必有据、事皆可征，在详实的史料和充分实证的基础上将革命中的晋西北农村社会发生了什么及其如何发生的“实相”描述出来，并以此微观的考察为诸多宏观的研究提供了细密的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