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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1921-1995），中国文坛上一朵奇葩，被夏志清(1961)称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389)以及“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393)。享有盛誉的中篇小说《金锁记》更是好评如潮，傅雷(1944)将其视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夏志清更是毫无保留地说“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喜爱之深可见一斑。 张爱玲创作的才华和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创作的光芒过于强烈以致她的翻译才能和成果长期不被重视，甚至是忽略。刘绍铭(2005)发表了“张爱玲研究尚存许多空白”的演讲以激发学界对张爱玲翻译领域的成就予以足够的重视。只要稍微留意便可发现，她的译作数量可观，译者身份意义深远，而且错综复杂。 张爱玲自译《金锁记》前后一共经历了四个不同版本，其中既包括中译英，又包括英译中。由于是自译，译者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因此前几个版本涉及到一定程度的改写。笔者选择了最终译本作为文本分析的对象。在仔细对照阅读了原文和最终版本的译文之后笔者发现，张爱玲第四个译本并非如之前学者所说的“是完全充分的自译文本”（陈吉荣，2009:89），而是做了一些细微的改动。这些不起眼的改动恰恰能说明面对西方文化场域，张爱玲在处理文化和性别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倾向和矛盾心理。 本论文尝试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张爱玲在自译《金锁记》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翻译手法，并借此探究背后的动机和原因。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观认为，女性译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女性译者应该坚持自己的文化本位、性别本位，抵制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本文尝试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第一，在文化本位方面，张爱玲一方面坚持传递中国特有文化的异质性，通过如选择“cangue”这一富含中国意象的词汇来昭告西方读者，小说源自中国这一事实;直接用威氏拼音法音译小说人物的姓名;直译人物的辈份;对中国特有计量单位采用音译加斜体的方法突出表现，以及拟声词直接音译甚至自创拟声词等翻译技巧来保留文本的文化特性。另一方面，张爱玲又在一些典型的中国文化意象的处理上表现出妥协的一面，如用西方货币单位“美元”直接嵌入到一个中国封建家庭的场景当中;或是直接用英语当中已有的词汇翻译某些拟声词，以减少西方读者的阅读负担。第二，在性别本位方面，张爱玲坚持忠实传递自己写作时的女性主义立场。服饰是女性书写一个重要的因素，在翻译过程中，张爱玲坚持忠实传译，一丝不苟，甚至在一些细节上加注，可见其对于服饰描写的重视。此外，张爱玲对突出女性主体性的场景坚持直译，甚至把中性主语改成单性（女性）主语，以突出女性的被动命运。然而，笔者也发现，在少数的描写女性命运的地方，张爱玲在某些语气的翻译中表现出弱化的倾向，这体现了译者在东方主义霸权话语的“凝视”下，作为女性译者的主体性地位不自觉地受到削弱。 综上所述，笔者纠正了以往对张爱玲《金锁记》最终译本是“完全充分的自译译本”这一误解，指出张爱玲在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过程中出现矛盾的心理状态，翻译技巧也出现摇摆不定的倾向，时而坚持陌生化处理，时而归化以适应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既想坚持文化本位，又想讨好西方读者，以建立自己的读者群和打开自己在西方世界的知名度。而在性别本位方面，张爱玲较好地向目标读者传递原文本的女性主义色彩，突出女性在旧中国社会压迫下的艰难生活状况。同时，在强大的西方男性话语的“凝视”之下，译者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退缩。所以，借用刘易斯(Philip E.Lewis)的术语，张爱玲在翻译《金锁记》(1971)的过程中所表现的是一种“放纵式忠实”，坚持异质性的同时并不完全拘泥于原文，译者希望通过西方读者对文本的接受以达到丰富目标语文化的目的。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张爱玲的小说自译，可以更好地还原译者在当时社会背景之下，面临性别和民族的双重压制，探讨女性译者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倾向，以及如何寻找突破的路径，以表现自己的文化与性别本位。 这是笔者的一个崭新的尝试，在大陆尚属初始探索。其中必有许多不足，借此抛砖引玉，希望张爱玲的翻译能得到更多更深入的研究，争取早日回归中国翻译场，得到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