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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上溯到唐代的景教，至今已有1370年的历史。纵观这段历史，基督宗教每进入一个地区，都相当注重发展信徒。但教民（包括皈依于天主教修会、基督教差会和东正教教会的中国居民;本文中如果没有特别的注明，一律作为晚清乡土社会的天主教民的特称）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的真正确立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此起彼伏、纷至沓来的教案纷争使得教民成为晚清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热点。因此，透过对这一特定社群的心路历程、信仰特色及生存境遇的素描，不仅有助于理解西方政治侵略与文化征服对近代中国下层社会的影响，也将从一个侧面有助于学界对中国基督宗教史、晚清民众意识史、教案史、义和团运动史以及近代中西文化关系史等专题的研究。然而，无论国内国外，教民研究的起步都相对较晚，对教民的考察在中国基督宗教史等相关专题的研究之中，处于附带论及的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逐渐对教民的入教原因、社会位置、意识状况及民教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细致的考察，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教民问题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问题。本文的研究对象将集中于晚清乡土社会的天主教教民，研究主题是教民的宗教意识，拟以北京救世堂于1920年至1927年陆续编印的《拳时北京教友致命》（十八卷本）和河北献县教区1935年编印的《献县教区义勇列传》（两册）两套文献为中心，试图对教民宗教意识中的几个核心问题——天主信仰、耶稣信仰和圣母崇拜——作出较为系统的考察，从中探讨以下问题:(1)以传统民间信仰为文化背景的乡土教民是如何理解并接受天主、耶稣和圣母的？(2)在乡土教民的宗教意识中，天主教的与中国本土的信仰资源以及文化因素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互动？两种信仰资源是怎样相互交错从而被编织成为一种特殊的信仰状态的？(3)在这一特殊的信仰状态的指导下，教民的价值观、处世观以及以此为指导的行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一个论题，是缘于以下的考虑:教民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落，宗教信仰是其标志性的社会素质。它将教民与其他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区别开来。而历来教会人士与教外人士争论的焦点也经常落在对于教民宗教信仰的评价上。因此，梳理教民的宗教信仰是尽可能地走近一个真实的教民群体的关键。而根据宗教学及宗教社会学的理论，宗教是人的宗教意识的载体，宗教意识是宗教信仰的基础与核心。以前的教民研究虽然已经开始多方面涉及信仰，但似尚未对教民的宗教意识作出一个系统的考察。 笔者最初接触的两套史料《献县教区义勇列传》和《拳时北京教友致命》中记载的主要是庚子事变前后京直一带的天主教民的事迹，笔者由此出发，扩展到对天主教民的其他资料的网罗和收集，在史料上基本保证了研究的可行性。本文关注的主体是乡土教民。长期以来，关于乡土教民的研究大体上附着于对传教士及精英教徒的研究。但是，那些以传教士和精英教徒为依据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够普遍适用于教民尤其是乡土教民？应该加以慎重考虑。含辛茹苦、谋生维艰的乡土教民，不可能像精英教徒那样去认真地思考一种宗教的神学伦理和传教得失，但他们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他们的信仰具有广阔的覆盖面、顽强的蔓延力和持久的生命力，正因为这样，他们的实际影响力才不容忽视，他们的看法在中国的基督宗教信仰世界中也许更具代表性。 本文的主体内容由三部分组成: 导论:梳理评述关于近代中国教民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框架。 第一章天主信仰 “神”和“天主”是天主教所信仰的最高存在的两个最常用的汉语译名。这两个译名承载的文化内涵是中国的神祗信仰与敬天畏天的“天命”意识，从而影响了教民对“天主”教义的理解与接受。“天主”在他们的宗教意识中被“血亲化”、“神功化”和“具象化”。教民体验到的“天主”大体上是一位伦理意义上的“大父母”、宗法意义上的“长老”和神功意义上的“全能神”、“最大神”。天主的功能是创世造物、统治万有。这种理解与教义中“三位一体”的创造者和拯救者的天主形象既相合又相异。一方面，“天主”被看成一个主动的创造和治理世界的神，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天主教的本义，即将信仰集中在具有至高神格的“天之主”的层面上，而同中国传统的相对模糊的“天”的观念以及多神信仰形成了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由于“天主”被突出地宗法化、神功化，导致天主“仁爱”品格的退缩及神人关系的世俗化、功利化，这又使教民的信仰情感大致表现出两种流向:或者陷入宿命论式的依赖、畏惧和服从，“天主之命”被等同于“天命”;或者落入世俗伦理、神功崇拜的窠臼，表现为“中国式”的虔诚，即在虔诚信仰的同时保持着以福报为导向以世俗伦理为依归的评判。 第二章圣母崇拜 圣母在基督宗教中的地位是比较特殊的，她是纯洁的童贞女，是耶稣降生的“借胎者”，但她不是神。基督宗教最初的原义并没有圣母崇拜的痕迹，但是在各地域信徒的推动下，圣母崇拜逐渐成为基督旧教即天主教中的一个重要的宗教传统。因此，对圣母神功“灵迹”的颂扬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文化现象。天主教传入中国后，许多修会对圣母崇拜的宣扬并在乡土社会自发地与中国民间的女神信仰传统相接洽，使得中国教民的圣母崇拜（特别是神功“灵迹”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这种信仰状态一方面受到了教会宣教的影响，至少教民在崇拜圣母的言行上与教会对圣母崇拜的宣扬有着很多一致的地方;另一方面则离不开中国民间女神信仰传统的作用。这种乡土传统像一个衔接器，将教民的信仰世界与天主教的圣母宣教衔接起来;同时它又像一个过滤器，经由传统的筛选过滤，教民的圣母崇拜与教会的宣教之间又并没有达到完全的融合。可以说，教民的圣母崇拜是天主教圣母崇拜的原义与中国民间传统的女神信仰相互作用的产物。它与后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凭藉着这一联系与区别，文化的交融得以实现。 第三章耶稣信仰 根据基督宗教的原义，历史的耶稣与神学的基督是统一的，耶稣基督是仅次于天主（上帝）的第二位的信仰目标。但由于圣母崇拜在天主教中的确立，圣母的地位有渐居耶稣之上的趋势，这种趋势在晚清乡土教民的宗教意识中表现得相当鲜明。在他们那里，作为独特的历史人物的耶稣与完全神学意义上的基督似乎并没有实现完全的吻合，耶稣的个体形象虽然被接受了，但是，耶稣形象的神学内涵——基督却并没有被深刻地理解，耶稣的受难不再清晰地具有原罪、拯救等先在的前提，而更多地被看成是耶稣本人自我意志和良好品德的一种体现。教民很大程度上是将耶稣作为一个独立的伦理道德形象——家庭伦理意义上的“孝子”和社会道德典范意义上的“悲苦英雄”来加以信仰和崇拜的。因此，不同于天主信仰和圣母崇拜的神功色彩，对乡土教民而言，耶稣信仰的作用主要在于提供一种理想的人品道德和处世态度。 本文结语部分对晚清乡土教民宗教意识表现出的较为突出的两个特色:神功崇拜心理以及功利心理进行分析，以期深化对教民宗教意识的认识。 受传统神功崇拜心理的影响，教民的宗教意识也表现出浓厚的神功崇拜倾向。在神功崇拜心理与宗教联想思维的作用下，教民将各种奇事异迹编织成“神迹”传闻。这些“神迹”传闻充分吸纳了民间信仰的各种元素，具有浓烈的中国民间神话传说的色彩。它们重复强调着天主、圣母、耶稣等信仰目标无与伦比的灵验性，在教民内部及乡土区域社会广为流传，对教民宗教意识的形成及天主教信仰的传播与延续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在天主教信仰的改造下，教民对神功的理解与崇拜又与一般民众的神功崇拜有所不同，即神功具有鲜明的专有性、伦理道德性和确定性。 功利性是乡土教民宗教意识的又一特征。鉴于以往学术界对此论述较多，本文拟从伦理意识的角度展开探讨。因为中国民众的宗教意识与伦理意识是相互规约、密不可分的。宗教意识为民众零散不系统的伦理意识提供了理想的价值参照体系，伦理意识则是宗教意识深入民众内心指导民众行为的关键渠道。本文以民间果报意识与传统义利观念中的伦理悖论为参照，通过对教民宗教意识中的功利心理的分析提出，与一般民众一样，教民在信仰上也无法摆脱日常伦理意识中的悖论:一方面是对“义”（信仰要完全的虔诚）的认知，一方面是对“利”（生前的福报及死后的灵魂升天堂）的无法遏制的期待。这反映的还是如布迪厄的“惯习”(habitus)概念及诺思的“非正规制度约束”理论所强调的文化传统的力量。 作为异域信仰的天主教在进入中国乡土社会的过程中，必然要迁就和利用中国本土的文化资源，本土信仰与异域信仰中的各种元素在排斥或渗透的过程中相互整合，“异”与“同”之间在复杂地置换。教民固有的理解体系与诠释系统也制衡与约束着其对天主教信仰的理解与接受，促使他们或自觉或无意识地作出种种调适，最终建构起自己颇具特色的宗教意识。 作者尽可能地爬梳整理现有的资料，抱着探索的态度，以观察者的身份，努力对教民的宗教意识作出贴切于历史事实的描析，但是由于史料的分散、收集的繁难特别是自身学术积累的有限，论文难免会有疏漏和不足，敬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