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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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博物馆依托本地丰富的文物资源与悠久的文化积淀，在全国范围内都享有极高声誉，是湖北省对外展示地方形象的窗口。然而，湖北省博物馆的建立本身就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它作为国家文化治理的工具，通过展品的陈列行使自身历史叙事与空间叙事的双重权力。虽然其常设展以专题史为主要展览单位，但在整体上却可串联成一幅由史前文明至现代文明的中国历史发展图景，从而带来历史是连续与必然的假象。在这种叙事逻辑的背后，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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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博物馆依托本地丰富的文物资源与悠久的文化积淀，在全国范围内都享有极高声誉，是湖北省对外展示地方形象的窗口。然而，湖北省博物馆的建立本身就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它作为国家文化治理的工具，通过展品的陈列行使自身历史叙事与空间叙事的双重权力。虽然其常设展以专题史为主要展览单位，但在整体上却可串联成一幅由史前文明至现代文明的中国历史发展图景，从而带来历史是连续与必然的假象。在这种叙事逻辑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一元的、线性的启蒙历史观。湖北省博物馆通过其独特的叙事语言为民族的产生提供原生性解释，同时也为国家的治理提供政治合法性。在它的引导下，参观者共同完成了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此外，湖北省博物馆对于楚文化的书写，体现了地方话语与主流话语对文化支配权的争夺。它在与中原文化的对比中凸显自身的差异性，通过呈现地域集体经验来唤醒集体记忆，从而完成楚文化的建构与参观者的身份认同。湖北省博物馆本身的定位与特点决定了其必须肩负起国家叙事与地方叙事的双重任务。在彰显地方独特性的同时，它也竭力将楚文化纳入到中华文明与国家叙事话语体系中来：以国家叙事为地方叙事提供历史发展框架，以地方叙事补充丰富一元的国家叙事，二者相互交织构成了湖北省博物馆的历史叙事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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