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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和纽约是当今全球最为领先的两个全球金融中心,代表了国际金融中心演进的最高阶段,考察总结它们演进过程中的经验规律将会对我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有所裨益。现有对国际金融中心现象的研究多是从理论角度分析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在某一城市集聚的原因,实证方面的研究不多,且研究方法较为简单。 本文在借鉴众多国内外学者计量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设立一套衡量国际金融中心演进过程的发展水平和影响因素指标体系,首先考察了伦敦和纽约两个全球金融中心1980至2006年间金融业各市场的发展状况和英美两国宏观环境的变化。其次,笔者用协整分析方法对两个全球金融中心近三十年间的演进过程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国际金融中心的演进主要受宏观经济增长、国际贸易规模、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劳动生产率、资金收益率和国家对经济的管制程度等有关,这其中大多数的影响因素具有明确的影响方向。在本论文的第五章,笔者从资本对内对外流动的角度,以伦敦和纽约从18世纪末以来的演进过程为例,总结出了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演进的三阶段理论,即实体型金融中心一般会从“内资内用型”的国内中心阶段首先演进到“内资外用型”的国际中心阶段,到最高级阶段后则分化为以伦敦为代表的“外资外用型”模式和以纽约为代表的“外资内用型”模式。利用该理论,笔者对比了伦敦和纽约两大全球金融中心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在该章的后两节,笔者利用面板分析中的固定效应模型,以伦敦、纽约、东京三个国际金融中心1980年至2006年间金融业发展数据和经济制度条件数据等为样本,进行了全球金融中心发展水平与影响因素之间,以及国家福利水平与金融中心演进过程之间的实证检验。前一个检验表明,诸如经济增长、劳动成本变化、税收水平、利率水平、储蓄水平等国内经济状况和国际贸易规模、国际资本流动规模、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对外管制程度等国际经济因素都会对国际金融中心的演进产生效果较为显著、方向大致明确的影响。后一个检验表明,国际金融中心的演进,尤其是金融中心银行业的发展会对东道国的人均收入、人均消费和财政收入产生有利的效应,从而提高东道国的福利水平,但金融中心演进对降低东道国的失业率没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