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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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於驿道是唐代沟通南北的必经之路，中晚唐时期更一度成为仅次于两京驿道的大道。其流量大、存诗多，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唐诗之路”。根据其具体内涵，可分为贬谪之路、名利之路、隐逸之路。其中，“贬谪之路”演绎着贬谪文人的悲剧，装载着他们的生命意识；“名利之路”与文人的前途息息相关，记录了他们的奔波疾走、大喜大悲；“隐逸之路”是文人精神的栖息地，从中可窥见他们的处世态度。这三条“唐诗之路”又由各个地理空间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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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於驿道是唐代沟通南北的必经之路，中晚唐时期更一度成为仅次于两京驿道的大道。其流量大、存诗多，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唐诗之路”。根据其具体内涵，可分为贬谪之路、名利之路、隐逸之路。其中，“贬谪之路”演绎着贬谪文人的悲剧，装载着他们的生命意识；“名利之路”与文人的前途息息相关，记录了他们的奔波疾走、大喜大悲；“隐逸之路”是文人精神的栖息地，从中可窥见他们的处世态度。这三条“唐诗之路”又由各个地理空间构成，从文人构建的不同空间、采用的不同视角可以进一步解读其文化内涵。在蓝田山上，不同时期的文人以不同的视角来观赏、描述山景，背后隐藏的是他们的地理意识及时代意识；在七盘岭处，是文人在商於驿道上最后一次“回首望长安”的地点，这不仅与其恋阙意识有关，还与长安“中央化”的地理意识有关；在商山上，发生过众多历史事件，经过时间的推移，逐渐在驿道上层累起厚实的文化岩层，见证着千古流变。文章的最后，集中对“贬谪之路”进行地理空间分析，并选取了白居易作为个例，来看其两次往返驿道的情况。白居易“超越意识”的形成，使其在两次贬迁时所构建的地理空间有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为，险恶的山水不再是其诗文关注的对象，反而成为其宇宙空间的参照物。此外，“心安”意识使其更关注内心，构建起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使得长安与外地的差异也被逐渐抹去，促使了长安“中央化”的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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