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政治信任的形成机制研究主要包括两大理论，即制度生成论和文化生成论。制度生成论者将政治信任的形成归因于政府的治理和制度绩效，文化生成论者则将政治信任的产生归于社会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积淀。经济绩效是影响政治信任的重要制度因素，其内涵主要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而主观经济绩效，即经济绩效感知作为个体层面对政府经济治理的主观评价，历来被国内外学者所重视，但相关研究多从宏观或微观单一视角探究民众的政治信任，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政治信任的形成机制研究主要包括两大理论，即制度生成论和文化生成论。制度生成论者将政治信任的形成归因于政府的治理和制度绩效，文化生成论者则将政治信任的产生归于社会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积淀。经济绩效是影响政治信任的重要制度因素，其内涵主要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而主观经济绩效，即经济绩效感知作为个体层面对政府经济治理的主观评价，历来被国内外学者所重视，但相关研究多从宏观或微观单一视角探究民众的政治信任，缺乏宏观和微观层次的综合分析。以往研究表明，经济绩效感知对政治信任具有一定影响。目前，中国正处于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速度放缓、质量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因时而变，现期我国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以及经济绩效感知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程度值得深究。
本研究在回顾大量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提出了两个关于经济绩效感知与政治信任关系的假设：(1)宏观经济绩效感知对政治信任具有正向作用；(2)微观经济绩效感知对政治信任具有负向作用。此外，本文还将威权主义价值观、民众对政治的关心度以及生活幸福度等因素纳入研究当中，并以调研问卷为基础，通过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回归性分析等方法对各变量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验证。通过上述分析，两个假设分别得到了验证，还得出了太原市民对各级政府的政治信任水平存在差序特征，以及威权主义价值观对政治信任具有正向作用这两个结论。基于这一发现，文章从经济绩效感知和政治信任的形成机制两个层面探究我国民众政治信任水平的提升路径。
其他文献
该文在广泛阅读有关垄断文献的基础上,对垄断理论.中国当前的经济性垄断现象,行政性垄断现象以及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和研究.全文结构如下:第一章:垄断的基本理论.介绍垄断的一般性定义、分类、垄断与竞争关系理论以及垄断的形成机制等.第二章:中国经济性垄断.这是该文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对中国产业组织 的现状进行了剖析,提出增强中国经济性垄断结构,利用规模经济 效应,推动中国企业集团发展的
中国1994年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依据这一指导思想,中国对原有的税制结构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从调整的内容上看,基本做到了税法的统一、税负的公平和整个税制的简化.从调整后新税制的运行情况看,也基本达到了这几个方面的要求,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探讨如何公正、合法地形成股东大会决议，是公司法理论、立法和实践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选择股东大会决议瑕疵作为研究对象，力图阐明股东大会决议应贯穿的理念，即程序、内容的公平、正义和正当性。公司法为民法的特别法，论文从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分析了股东大会决议的基本法理。认为，股东大会决议是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原则上民法关于法律行为的理论存在适用的余地，但意思表示瑕疵的理论对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适用
文化治理是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治理应社会发展需求而产生，其方式及内涵随社会的变迁而改变。回顾乡村社会变迁，在全面体制改革和多元文化冲击的双重作用下，乡村公共精神不断流失，集体认同遭遇断崖式下滑，文化认同弥散，乡村中的个体行动逐渐摆脱公共舆论的桎梏，随心所欲的生活方式在本就缺乏法律意识的乡村成为了最大的不稳定因素。由此看来，在不断调适乡村治理体系过程中，文化治理不容忽视。 实现乡村治理有效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建立的晋察冀(晋东北)、晋绥(晋西北)、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晋东南)包含山西的大部分地区。在动荡的政治背景、贫瘠的经济基础下发展学校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中共以此为契机，采取了得当的教育方针政策，不仅培养了大量革命人才和干部，而且实现了对中国农村社会整体价值观念的改造和重塑。 本文以抗日战争时期山西各革命根据地的学校教育档案及文献资料为基础，考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
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推进，促使政治生态问题受到广泛关注。2014年，作为典型资源型地区的山西省发生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由此成为政治生态恶化的代表，受到中央领导和相关研究者的重视，厘清这种特殊政治现象的生成机理、寻找相关治理策略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政治生态在特殊空间范围内会展现出明显的地域特性，内部形成完整的系统并与外部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是理解资源型地区一系列特殊政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战略为我国农村社区进行有效治理指明了方向。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的主要特征是以治理有效性作为基本价值导向，实现农村社区有效治理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基本保障。农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每个乡村都在寻找自己适合的治理方式，使自身获得良性的秩序与生活。以往的农
近年来，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资本下乡日趋活跃和频繁，对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潜在推动着乡村社会的秩序变革。当前，围绕资本下乡议题学界争论不断，既有资本下乡的坚定支持者，也有资本下乡的强烈反对者，争论双方的核心关切是资本下乡究竟促进还是损害农民利益？本文以粤东北地区的育村为研究个案，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地调查等研究方法，采用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等理论分析框架，详细
山西盛产煤炭资源，是典型的以资源型经济为主导的地区。回顾山西煤炭产业发展的历程来看，煤炭产业经历了动荡发展、快速发展、波动低迷、黄金发展以及衰退转型等五个时期。煤炭产业对山西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黄金发展时期，煤炭产业的快速发展驱动山西省GDP增速快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以煤炭为基础的资源型产业发展模式又使山西陷入了资源优势陷阱，即过分依赖资源优势，形成“一煤独大”的产业格局。同时，政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为村庄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新目标。在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下如何进行村庄治理、如何达到有效治理、如何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提升村庄治理绩效都是亟待探究的重要问题。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视域，通过实证研究，深入剖析不同类型村庄治理逻辑的共同机理，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命题有相应的回应与解答。由此看来，关注乡村振兴视域下刻画村庄治理的基本逻辑既有时代意义也有相当的必要性。 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