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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性质及结构安排是决定公司治理模式和治理效果的基本因素.我国证券市场成立伊始便形成了非流通股和流通股共存的股权分置格局，而作为非流通股股东的第一大股东又处于超强控制地位，上市公司大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非常突出，在融资决策中则表现为上市公司不择手段地实现股权再融资，通过对融资资金的利益再分配，实现控股股东的租金收益.
股权分置改革逐步实现了非流通股的流通，我国证券市场的股权制度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新制度环境下，上市公司融资行为是否会发生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上市公司融资行为过程中的代理冲突成为本论文关注的问题。
西方对融资理论的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然而市场和制度环境的差异，以及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特征的不同，使得西方融资理论难以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进行合理的解释.因此本论文在现有融资理论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集中股权结构特征，建立以控制性股东收益最大化为融资决策目标的融资决策分析框架，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决策机制及行为特征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内容涉及上市公司债务-股权融资决策、股权融资方式决策、股权融资规模决策、债务和可转债融资决策五个方面.
在实证分析过程中，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线性及非线性回归、面板回归等统计方法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充分的验证，并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不同股权制度下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
1、股权制度的变革带来了上市公司融资偏好及行为的变化，一方面控制性股东在考虑不同融资方式带来收益的同时，更谨慎考虑由于股权融资带来的控制权威胁，这是我国证券市场逐步进入全流通后，上市公司进行融资决策时面临的新问题.在融资决策过程中则表现为谨慎地选择公开增发、配股等融资方式；另一方面，由于股权流通带来的良好预期，使得上市公司推崇定向增发融资方式，但羊群效应和融资政策门槛也是上市公司选择定向增发融资方式的原因之一。
2、融资成本水平的绝对差异是左右上市公司融资方式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较弱的股息分红约束导致的低股权融资成本便成为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重要原因.而上市公司选择可转债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可转债转股前较低的融资成本；然而由于存在转股失败风险和转股后新股东对公司收益的稀释和分享，因此可转债融资方式并不受上市公司青睐.
3、在全流通的市场环境下，公开股权融资的规模大小具有控制权收益的信号传递功能.从而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行为产生一定程度的市场约束；但上市公司及其控制性股东依然存在通过公开增发与配股进行大规模融资的扩张冲动。
4、融资政策和市场时机是影响上市公司融资方式选择和股权融资规模的两个重要因素。融资政策的改变会导致上市公司相机地选择满足条件的融资方式，从而间接地左右着整个证券市场的融资规模；而上市公司普遍偏好在市场定价偏高时选择公开股权融资方式，从而增大其融资额。
5、有关债务融资的相关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债务融资行为有一定的解释力：在进行债务融资利用财务杠杆增大股东收益的同时，股东会考虑负债增加带来的破产成本和代理成本提高导致的股权价值下降这一负面影响和债务融资的现金流约束；另外，控制性股东存在利用债务融资侵占债权人和中小股利益的动机和行为。但对于已进行股权融资的上市公司后续的债务融资行为更加激进，可能存在上市公司利用增发、配股等机会进行债务融资和规模扩张的动机。
从对上述上市公司融资决策机制和行为规律的分析可以得到，在新的制度环境下：对融资的市场操纵的监管、股权并购市场的完善，定向增发定价机制的市场化和合理化，以及融资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和效率等问题，成为我国证券市场完善融资市场机制及法制建设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