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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是中国商帮的杰出代表，巨大的物质财富和亦儒亦商的文化品质，使其从众多的商帮集团中脱颖而出，对现今的商业精神和理念仍有重要的影响。本文所作的努力是希望通过制度的视角提供另外一种解释逻辑。这样一种尝试的必要性在于，已有的关于徽商兴衰的解释绝大部分都是在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内的，通过对徽商本身特征的分析、对徽商转折时期的社会状况的考察、对商业政策变化的研究等等，但是这样的解释都过于注重局部，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用不同的变量去解释徽商发展的不同阶段，没有从一个更为整体的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
现有的文献倾向于认为徽商经营模式在繁荣时是一个成功的模型，只是在衰败的时候才出现问题。与此相反，笔者将出发点发在了徽商衰败时期的制度和机制，再回头审视它们在繁荣时期的作用，并提出了几个问题：这些制度和机制是否一直存在?如果存在，为什么在徽商兴盛的时候它们没有引起重大的问题?又是什么样的因素使它们成为了商帮转型的阻力?
本文将“外部的社会结构”和“徽商的商业模式”定义为一组变量，通过它们之间冲突和匹配的关系变化来对徽商的兴衰作根源性的解释。与在不同时期寻找不同原因的学者不同，笔者力图从制度的角度对徽商的兴盛和衰败的转变的根源作出解释，这种解释强调的是商帮发展中的一个内在矛盾。制度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制度往往在解决某种或某些问题时显得突出，而在其他问题上效果并不明显，但是一种制度在其生命周期中面对的问题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处理新问题能力的不足会导致制度运行出现障碍。而制度在遇到新问题时总是倾向于用原有的制度逻辑去解决，这就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使内在矛盾更加突出。
与在封建社会内部找原因的学者不同，笔者强调国际环境对商帮兴衰的重大影响。正是外部力量的冲击使封建社会内部的均衡被打破，出现新的问题，发生制度环境变化，从而使内在矛盾不断激化。
本文从阐述徽商的经营模式入手，包括官商结合和资本的封建化，并进一步探讨经营模式背后的商业组织形式和经营理念，徽商的这些方面嵌入于当时的社会结构，两者之间的融合和一致带来了商帮的繁荣。但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外力的冲击下封建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徽商在向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转型过程中存在着制度性障碍和商业精神上的“文化脱节”，并最终随着封建政权的衰败而土崩瓦解。本文对于徽商的论述为嵌入性问题找到了一个中国式的案例，证明了所说的嵌入性主张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对于徽商经济行为的考察，不能只在经济学理论中进行，而要放在整个传统社会结构中。徽商兴衰的研究对于现今家族企业的发展和新商帮的崛起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