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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形成颇为壮观的人口流动浪潮。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但由于户籍二元制度等社会历史原因的限制,这些迁移的城市的农村人口在城市的适应度和社会融入都不太理想,伴随着社会保障覆盖、城市认同感和身份歧视等问题。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农业转移人口,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巨大差距也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化地不化人”或是“虚假城市化”的现状不利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我国未来的发展也会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市化的必然要求,是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国内外人口迁移理论的梳理及相关文献的综述,生命历程相关理论的指导,本文利用2017年由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简称CMDS),将农业转移人口的整个生命周期划分为三个周期:务农到务工、流动到固定和居民到市民,分阶段描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分析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本文首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然后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在研究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因素中,本文从农业转移人口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心理特征和流动特性等方面进行分析,通过卡方检验分别选出影响长期居留意愿和落户意愿的不同影响因素,这些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分步进入回归模型,分别实证分析这些因素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研究发现,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受到个人、家庭、社会和心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女性、在婚、受教育程度高、低年龄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更强;收入越高,住房、工作越稳定拥有市民化意愿的比例更高;享有更好社会保障,城市融入感、心理认同感越强,本地社会关系网络越完善市民化倾向越强;流动时间长、流动居留短、父辈拥有流动经历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强。通过对长期居留意愿回归模型和落户意愿回归模型的比较发现,经济因素主要是短期效应,更多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居留选择;个体是否落户更多是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即经济因素更倾向于促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乐业”(居留),而社会保障因素则决定流动人口“安居”(落户)。最后,结合本文研究结果和实际结论,提出加快新型城镇建设和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相关建议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