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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尝试从宋诗与宋学(宋代思想文化)的关联视角切入,综合运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微观与宏观研究结合的方法,系统解读苏轼诗的理趣,希望通过苏轼理趣诗的研究,对苏轼研究和宋诗研究都能有所裨益。论文大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现将要点摘录如下:
第一部分,从文艺的内部动因、宋学对宋诗的外部影响以及苏轼的主体因素三方面探讨苏轼理趣诗的背景成因。宋前以理入诗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体现了民族文化的成熟和理性精神的觉醒,为其提供了文学渊源；宋中前期的文学理性化进程,为其提供了现实因素,两者构成苏轼理趣诗的内部动因。三家思想的发展、融合与宋学的发生,为苏轼理趣诗提供了外部文化环境；宋学的议论精神和理趣的提倡,经由科举辐射到文学领域,塑成了宋人“即物究理”的思维方式和诗学观。苏轼任天而动的个体情性,“推阐理势”、“性命自得”的哲学观,以及尽意尚理、“以奇趣为宗”的文艺观,为苏诗的成功提供了主体因素。
第二部分,通过诗歌题材类型的具体变化,揭示出苏轼以理入诗在题材和体式上的表征以及贯穿其中的理性精神的发展:其山水纪行诗以景入理,达到哲理层次；咏物诗能够即物究理,写出物之情性；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则能即事即理,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人生哲理和乐趣；人文题材的发达则表现了苏轼悠游俯仰的精神和游心翰墨的人文旨趣；咏史怀古、社会政事诗则体现出苏轼积极贴近现实的欲望与历史理性的交汇。苏轼理趣诗不仅开拓了宋诗的题材,增强了宋诗的表现力,而且提升了宋诗的品格。
第三部分,从宋诗与宋学构建的关联入手,探讨了苏轼理趣诗的思想内涵。苏轼对三家思想的融合、浸润在宋代文人士大夫群体中极具代表性。笔者根据苏轼的思想构成,将苏轼诗的理趣划分为以儒、释、道之理入诗和融通三家入诗两大类四部分,然后结合诗作具体分析理趣内涵,并归纳其以理入诗的特点。
儒家以伦理为本位,以入世为准则又兼重心性、审美。尊主泽民、仕隐穷达、世情常理、儒家乐境和诗论构成了苏轼理趣诗的儒家维度。前二者体现了苏轼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世情常理体现了苏轼对伦理的思考,儒家乐境、诗论则体现出苏轼对心性、审美和文艺的思考。以儒家之理入诗在本质上彰显了儒家价值观与生命观、社会事功与生命感性的冲突。道家思想以自然、出世为本位。自然之道、齐物逍遥、自适安命、道艺论构成了苏轼理趣诗的道家维度:前二者体现出苏轼对道家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沾溉,后二者则体现出苏轼与道家生命观和审美观的契合。苏轼以道家之理入诗,指向士人的生命存在和个体受用,在本质上显示出苏轼对人与自身关系的思考。佛家思想以空无、弃世为本位,指向心灵解脱。以禅理、禅趣入诗构成了苏轼理趣诗的佛禅维度。苏轼诗以禅理入诗以南禅为主,同时兼及华严法界,主要包括般若空观、明心见性、当下解脱、以禅论诗四个方面的内容和由庄入禅、引陶入禅两种途径。以禅趣入诗不用禅典禅语而含有禅意禅趣,是苏轼理趣诗中的上乘。苏轼对佛禅的哲理性的认同多于宗教性,以佛理入诗,意在借佛家智慧安顿心灵、增益人生。苏轼融通三家思想的基点是籍由个体的感受遭际来探讨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普泛意义。以此为基点,苏轼对三家思想都有所汲取。苏轼摈弃了佛、道思想的虚无、儒家对个体的忽视,又吸取了儒家的入世进取、佛道对心性和个体受用的关怀。这种“难以概括的内容”构成了苏诗理趣的独特内涵,体现出苏轼以为文实践融通三教的努力。
第四部分,将议论化置于理趣之下,从诗歌的表达方面探讨苏轼理趣诗的艺术特点。苏诗的议论,或与形象刻画相结合,或纯入论宗以意趣胜,或议论带情趣以行,都能将诗歌传统与宋学和理性精神、议论精神融通,形成了创作上的突破。议论化构成了苏诗理趣化的创作与表达方式；长于趣则构成了苏诗理趣的艺术精神和审美趣味；气胜则成为苏诗化理为情,联系理、趣的桥梁和纽带；善于体物赋物,写出物态物理,为苏诗之理趣提供了体式手法的保证。
第五部分,将苏轼的理趣诗置于宋代思想文化的大环境下,揭示出苏诗理趣中所蕴含的三种文化内涵:文化人格的构建、悲剧意识的消解以及士大夫主体精神的凸显。三者均能与对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普泛意义的思考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其诗文具备了丰富的理趣,并产生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影响力。
最后是结语,总结苏轼理趣诗的数量、特点以及地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