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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消费信贷始于20世纪80年代，真正开始其发展进程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作为向买方市场转型的产物，消费信贷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都将作为我国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199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消费信贷步入了快速增长的轨道。
风险控制一直是制约消费信贷市场扩展的核心问题。我国的消费信贷的飞速发展主要还是靠政府的大力推动，内在、外在各方面因素还不完善。随着还款期限的到来，违约现象的大量出现，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有效的惩治违约者，银行独自承担着很巨大的个人信贷风险，风险控制再度上升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我国消费信贷不能及时偿还的风险主要取决于居民收入水平。收入的变化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的变化。消费信贷规模是以居民收入水平为基础的。“恩格尔定律”表明，随着家庭收入增加，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就会下降，而用于其他方面的开支(如通讯、交通工具、娱乐、教育、保健等)和储蓄所占的比例将会上升。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改革开放以来虽呈下降趋势，但仍然很高，这决定了居民总体的消费水平偏低，收入的大部分用于购买食物等基本消费品。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随着我国国有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政府机构改革力度的增大，人们面临着由于企业亏损、倒闭而带来的下岗、待岗，使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降低。同时，我国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措施的陆续出台，增加了人们的储蓄意识和消费谨慎心理。由于消费信贷的发放和收回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消费者财产的安全性、收入的可靠性、职业的稳定性、家庭结构的变化、未被预期到的开支、乃至意外事件等，在贷款期内均可能发生不利的变化，其中任何一个甚至几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偿还能力，可见消费者的偿还能力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消费者的偿还能力波动到不足以偿付应偿付贷款额时，损失就会转嫁给贷款人，由贷款人吸收风险；反之，当消费者的偿还能力始终超过应偿付额时，对于贷款人是安全的。
在有偿付能力的情况下是否存在风险还取决于消费者的行为。目前在我国的消费信贷活动中，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存在较强的信息不对称。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行为的不确定性就很大，其中最典型的有两种：一是消费者在申请消费信贷之前，可能会夸大自己的偿还能力，以取得更多的消费信贷，这实际上是把大量的风险转嫁给了贷款人；理性的贷款人预期到借款人虚报有关偿付能力的信息，会通过提高利率，以降低自己的贷款损失；结果是，偿付能力较高的借款人退出消费信贷，剩下坚持要求取得贷款的人恰恰是那些偿付可能性较低的申请者；这将导致银行预期借款人平均偿付能力下降，会进一步缩减信贷规模，提高贷款利率水平，如此恶性循环，最终是质量低的借款者将质量高的借款者排挤出消费信贷市场，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
消费信贷市场风险主要是利率风险，利率风险是指市场利率波动对商业银行开展消费信贷业务造成的不利影响。消费信贷属于长期信贷，由于长期信贷市场受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会产生不断的变化，最终表现为利率的随机波动。利率的随机波动对于具体的借款人和贷款人而言都是外生的，是难以有效控制的，其可能造成的影响也是重大的。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各项制度的改革日益深化，但在许多领域仍然存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相对滞后的问题，特别是消费信贷领域，外部环境的不健全为消费信贷的发展带来了风险。而我国尚未建立起个人信用制度，没有对自然人的身份证明、个人账户、收入来源、个人可支配用于抵押的资产以及过去的信用状况纪录进行评定的制度。贷款担保是消费信贷中的必要环节，完善的贷款担保制度是发展消费信贷之必需。而我国现阶段缺乏个人消费贷款担保制度。由于缺少法律规范，使个人消费信贷在实际操作中无章可循，无法可依，随意性很大。这样，使得消费信贷中各部门层层收费，手续繁杂，消费者办理消费信贷的成本大大上升。同时消费信贷回收过程中，在出现贷款本息回收困难时，对于担保人保证的履行、抵押物的处理、质押品的拍卖等问题，也缺乏强制性法律保证，给操作带来困难。
我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是很多消费信贷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消费信贷在我国虽然还只是起步阶段，但在发达国家却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借鉴和学习这些国家的经验教训可以有效的的规避风险。对比新加坡、英国，尤其是美国的消费信贷风险防范经验，结合我国的消费信贷风险特点，本文得出了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逐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利用保险转化信贷风险、运用担保缓解消费信贷的信息不对称风险、信贷资产证券化降低信用风险、建立个人信用制度、建立全面的消费信贷法律体系的建议。
消费信贷作为一处有待开辟的金融活动领域，必须进行金融创新。在消费信贷问题上不可短视，也不可操之过急，要从长计议，围绕消费信贷风险产生的根源，研究如何抑制和分散风险，着力于金融制度的构建、金融组织的培育、金融技术的创新、金融工具的开发等基础性工作，而不仅仅是在操作层面上推出各种优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