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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大家“熟知”的文学者,长期以来,鲁迅对政治的思考没有得到学理层面的系统梳理,这部分源于鲁迅没有系统的、经过严密论证的“政治思想”(political thought),他对于政治的思考方式和展望是以“政治观”(views of politics)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有必要开启一种能够理解以及反思鲁迅政治观的新视野。在鲁迅生活的时代,兼具道德关怀和实践取向的知识人如何面对几乎是难以改变的政治现实?在秩序和意义双重失灵的情况下,如何为政治寻求新的道德基础?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研究的最主要线索,因为鲁迅试图回答它们的过程既体现了他的政治观最为核心的底色,同时,也呈现了他的政治观中最为深刻的困境。
本研究采用“内在视野”与“外在视野”结合的分析路径来观照鲁迅的政治观,即:一方面考察身处政治乱象中的鲁迅如何为自身定位,另一方面将鲁迅的思想探寻放在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大背景(重点是以亚当·斯密和马克斯·韦伯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对人的理解以及对政治的思考)中予以理解和反思。基于此,本文首先对鲁迅思想中固有的道德关怀和实践取向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了回答,即鲁迅选择了历史“中间物”的定位,并形成了独特的政治观。具体来讲,这种政治观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也即最为显著的特征,是鲁迅从未将“政治的改进”和“人的改造”分开来看待,在他看来,两者是一体的。这对于他是一个不需质疑的预设。
第二,鲁迅的政治观并非是以一种线性的进化路径展开,而是以一种难以简单消除的矛盾的形态和非体系的形态存在。
第三,鲁迅的政治观蕴涵一种“从下往上看的视角”。这和当时在知识人中间较为流行的通过精英实施自上而下地改良政治的思路不同。
第四,鲁迅的政治观是指向实践的,因此蕴涵着“批判和抵抗”的色彩。
接下来,本研究结合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和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资源来理解和反思鲁迅政治观的洞见和困境,认为:
首先,鲁迅的思想主张和其实际上所采纳的实践模式之间存在着张力,鲁迅的思想主张存在着难以消解的矛盾:一方面是理念层面的乐观和面对现实时的渺小感和无力感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诉求和民族、国家的生存之间的紧张。因为在思想主张层面没有一以贯之的主张,所以在实践模式上,鲁迅“被动”地采取了批判和抵抗的姿态,这集中体现在他的左联经历上。
其次,鲁迅的政治实践是一种“不得已而勉力为之”的选择,其目的在于致力于实现目标的“中间项”(即通常所谓的中间环节)的工作,虽然一再强调中间项的重要,但鲁迅并未找到有效的路径进入其内在逻辑,并找到一个指导其行动的思想方案。如此的状况使鲁迅只能“不得已”地选择历史“中间物”的定位,以应付对他来讲几乎是难以改变的政治现实,并最终不可避免地促使他走向基于个人立场的“寂寞”与“复仇”。
第三,“文学”在鲁迅政治观的形成过程以及寻求政治道德基础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文学带给鲁迅现实感和具体感,对处于秩序和意义双重失灵状态之下的人的精神困顿有深刻体察,从而能有效地拒绝并批判意识形态的控制；另一方面,文学对人的精神状况和“主体创造性”的高度关注却在事实和价值两个层面都遭到了难以避免的限制,无法得到真正的落实。遗憾的是,他在展开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实践时始终未能将人放在世俗经验的视野中加以理解,最终使得处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中间项”的任务被悬置。
最后,鲁迅寻求政治道德基础的困境提醒我们,需要将“好的政治”和“可能的政治”加以区分。在失序时代,知识人对政治的构想更容易有一种理想的色彩,结果往往出现“事与愿违”的现象,以一种基于世俗经验和日常传统的方式介入对“可能的政治”的思考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强调,“可能的政治”既不能建立在纯粹理想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没有目标的纯粹经验的基石上,也即是说,“可能的政治”一方面需要从宏大的不切实际的文明话语中独立出来,另一方面又不能脱离世俗经验和日常传统所内涵的意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