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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在不同领域掀起了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相对于其他的公共服务领域，我国城市环卫服务的市场化改革启动得比较早，进展的速度也相对比较快。尽管上级政府明确提出了环卫服务的市场化改革方向，但是，广州市的环卫服务改革却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某些已经进行了市场化改革的基层政府（街道）重新将已经发包出去的环卫作业业务收回来自己生产和管理。这样，研究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在我国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逆合同承包”的现象？因此，本研究是一项解释性研究，重点在于理解广州市的街道作为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执行者，为什么会做出“逆市场化”的政策选择。具体来说，论文需要说明的问题包括有三个层次:第一，是什么因素导致基层政府做出了“逆市场化”选择？第二，这些因素是通过什么方式促使基层政府做出“逆市场化”选择的？第三，为什么这些因素能够引导或者说塑造基层政府官员政策选择？这三个问题构成了整篇论文思考的线索，也构成了全文的基本结构。 通过基于广州市环卫服务市场化改革的案例分析，研究者指出，推动基层政府做出“逆市场化”选择的因素，存在于市场机制和科层制不同的成本结构当中。市场机制相对科层制而言，可以节约组织成本，生产成本也可能更低，但是，合同外包却具有更高的交易费用。基于此，论文指出，导致基层政府做出“逆市场化”选择的原因，就在于市场化带来的交易费用，如果基层政府不能够有效降低合同外包的交易费用，那么它就有可能做出“逆市场化”的政策选择。 交易费用会导致合同外包的风险，这些风险部分来自政治/行政体制，部分来自于市场体制。不过，与通常的经济学视角的解释不同，尽管论文也关注交易费用，但是却是从政治学视角来理解合同外包的交易费用对基层政府官员政策选择的影响。论文指出，环卫服务的市场化改革其实涉及两个维度，经济维度和政治维度。经济维度在于从财务角度权衡市场化改革增加的交易费用以及减少的组织成本和生产成本。但是，环卫服务还有另外的政治维度，除了与环卫有关的“创文”、“创卫”等各项政治活动以外，在上级频繁的检查、评比以及考核中创造优美整洁的市容市貌，从而为基层政府官员顺利通过各项检查、评比和考核提供条件，也是他们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所以，在研究者看来，交易费用影响基层政府官员政策选择的途径既体现在经济维度上，又体现在政治维度上。尽管市场化可能降低生产成本，节约组织费用，但是由此而来的交易费用却会降低基层政府官员对于上级政府重点关注又可以直接考察的政策项目的回应能力。当基层政府官员感觉到市场化限制了他们对此类政策项目进行回应的能力时，基层政府官员就会有很强烈的动机选择“逆市场化”的政策方案。 至于论文需要回答的第三个问题，即为什么交易费用限制了基层政府官员对上级政府重点关注又可以直接考核的项目做出回应的能力，他们就会倾向于“逆市场化”，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论文指出，其逻辑就内含于我国现有行政体制的特征当中。基层政府官员之所以对政治维度非常敏感，关键在于现有体制的问责、晋升和监控机制。制度环境的约束和激励是决定个体制度选择行为的关键性因素。影响基层政府官员制度选择行为的行政体制特征，首先在于通过问责机制以及晋升机制确立起的上级政府的支配性地位。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或者说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上级政府并不能做到完全控制基层政府。尽管上级政府处于支配性地位，基层政府其实仍然存在相当的自主权空间，上级政府的支配性地位主要是体现在各种可观测的指标和各项检查当中。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虽然基层政府在激励结构中对上级政府的要求最为敏感，上级的压力也往往是它采取行动的最重要原因，但是，上级的要求并不是等价的，它对上级政府能够直接监控和考察的指标最为敏感。 因此，在论文的整体结构中，在第一章提出了研究问题，说明了研究的背景以及意义之后，第二章就接着说明全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第三章在对广州市环卫服务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因和内容进行系统介绍的基础上，用个案的方式深入描述了环卫服务市场化改革中的“逆市场化”现象，而这些现象对经典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了新挑战。第四章与第五章都是探讨合同外包的风险，但这些外包风险分别来自于政治/行政体制和市场体制，其中第四章重点讨论来自于政治/行政体制的风险，第五章重点讨论来自于市场体制的风险，这些风险都降低了基层官员回应上级重点关注又可以直接考察的政策项目的能力。最后，论文在结论部分总结了主要发现、缺陷以及今后的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