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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新中国60年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如此大规模以国家力量推行的“社会实验”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近年来，许多当年的知青通过拍摄记录片、撰写回忆录、举办知青展、建立知青网站、组织知青聚会、回访农场等形式，纪念和记忆那一段影响中国更影响他们一生的青年岁月,遂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上山下乡运动”虽已成往事，但却给经历了这个事件的知青们遗留下难忘的集体记忆。 本文从1700万知青总体中，选取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到海南各农场上山下乡的知青作为研究对象，以文献资料为背景参考资料，以实地调查和个案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从一个退出叙事现场的旁观者的角度，将“知青记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试对海南知青的农场记忆及其剧场展示进行探讨和剖析。 本研究在较全面地回溯海南农场知青去农场、在农场、离农场的经历的基础上，重点研究知青集体记忆中的知青故事及其集体记忆的展演、保存、传承、建构。在本研究中，并不力图从研究过程中挖掘出所谓历史的“事实”，而是尝试以集体记忆的视角，以研究记忆的社会性为切入点，将知青记忆视为社会文化活动而非个人自然活动，探讨作为现代人的农场知青对那段被规训的青春岁月具有怎样的集体记忆、在今天的实践剧场中这些记忆是怎样展演的、以及他们的农场记忆具有怎样的建构机制;并探讨和分析记忆如何被制造和利用、记忆如何传承和断裂的问题。 通过调查和研究发现，海南农场知青具有不同于农村插队知青和其他地区的农场知青的独特特点。在将社会记忆理论的分析框架具体运用于对这一群体的农场记忆进行研究时，笔者试以一个具体群体为分析对象，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人们集体记忆中的过去并不是一种客观实在，而是一种当下社会性的建构，这一建构尤其受到人们的主观情感、权力关系、当下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的裁制。具体而言，海南农场知青的集体记忆的建构一方面受到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框架的影响:对比当年和当下不同社会框架下的记忆，可看出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两者的记忆表达及其方式存在着明显不同;农场集体记忆往往表现为通过对过去的重构，以使过去的形象适合于现在的信仰和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农场知青群体的在个体认同方面的诉求也是建构农场记忆的另一重要因素，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在矛盾的“知青情结”中以追求情感需求为目的的价值理性，二是利用“知青”这一符号资本实现某些利益或目标的工具理性。在知青们农场记忆的实践剧场中，对集体记忆的展演具有多种表现方式，如编写回忆性文章、撰写小说、举行聚会、回访农场、建立网站、拍摄纪录片等等。笔者将这些记忆农场知青表达、保存和传递过去观念的展演形式归纳为，分别以媒介、仪式、语言为载体的刻写实践、体化实践、沟通实践等三种。正是通过这些展演方式，才使个体记忆成为集体记忆，并在社会中得以维持和传递。以海南农场知青的研究为切入点，对人类的集体记忆的建构和传承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笔者认为，对某一具体群体而言,并不存在一个完全一致的集体记忆，记忆往往成为社会中不同权力争夺的对象,从有关农场知青的集体记忆的内容和表达方式中，也曲折而且隐晦地反映着现实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和社会定位的需要。此外，随着社会的剧烈变迁，在现有的社会框架体系下,知青群体自身产生了极大分化，记忆保存和传递方式多处于民间自发的自恋状态而未能完全进入国家记忆，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发生巨大改变，作为记忆重要传承方式的“家庭记忆”受到巨大冲击，等等因素都使知青记忆的传递受到极大影响，集体记忆面临着肤浅化和碎块化的趋势。